拒絕天皇授勳的並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在整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國和日本處於冷戰時期的對峙，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在法律意義上甚至還未結束戰爭狀態。但日本的社會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戰爭和親善中國的潮流。各種黨派和民間團體組團到中國去訪問，毛澤東的著作和周恩來的畫像在日本的書店和大學裏流行，甚至成了木少知識分子爭相擁有的前衛標誌。“打破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包圍圈！”“堅決桿衛社會主義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很多日本熱血青年頭纏布條，手挽着手，在美國駐軍基地前抗議“安保條約”時高喊這一類口號，履行着自己神聖的職責。
加藤的父母親就是在這股潮流中重返中國。他們如願以償地發現了一個新中國：婦女真正獲得瞭解放並且在各個社會領域意氣風發，往日最爲卑賤的工人農民成爲了文藝舞臺的主人，留洋歸國的教授隨着醫療小分隊深入到了窮鄉僻壤，政府官員滿身泥巴爲人民服務並且累死在鹽鹼地上，奇蹟般的兩彈一星在日新月異的廣闊大地上陸續騰空……對比日本社會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級森嚴和金錢崇拜，中國確實能夠讓他們興奮不已。毛澤東思想哺育出來的針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親親身受益，他在北京親歷針麻的外科手術過程，既無痛苦又價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讀賣新聞》
介紹，引起了日本讀者一片驚訝和轟動。中國政府放棄日軍侵華的戰爭索賠，相對於日本政府在甲午戰爭後從中國狠狠颳走的整整三年全部國庫收人鉅款，紅色大國的國際主義慷慨情懷更使他們備覺溫暖。
在當時的很多日本知識分子看來，新中國是一個神話，實施了剛好是日本所缺位的社會結構大變革。雖然這個國家還較爲清貧，但它代表着最優越的制度和最崇高的精神，是一片燃燒着人類希望的社會主義聖土。不難理解，當慶祝“四人幫”下臺的鑼鼓鞭炮在北京爆響，當中國革命中的諸多罪惡和人權災難隨後在媒體上曝光，海峽那邊很多日本友人與其說是震驚，不如說更多一些絕望和迷茫。他們無話可說。他們再一次與中國失之交臂。如果說幾十年前中國衆多知識分子曾經把日本視爲模範和老師，一批批漂洋過海去求取啓蒙和維新的救國之道，後來卻被日本的大炮隆隆迎頭痛擊；那麼現在，衆多日本的知識分子也曾經把中國視爲模範和老師，一批批漂洋過海來尋找獨立和革命的救國之道，最終卻被中國突然亮出來的累累傷痕嚇得渾身冰涼。
歷史再一次在這兩個民族之間開了個玩笑：繼中國誤解“先進”的日本以後，日本也誤解了“先進”的中國。一個維新夢，一個革命夢，先後在很多人那裏一一破滅。雙方不得不從頭開始，不得不開始重新相互認識的漫長過程。
誤解難以避免。但一個世紀以來的中日關係，不同於英美之間的關係，不同於印（度）巴（基斯坦）或者希（臘）土（耳其〉之間的關係，相互之間除了正常的利益摩擦，同爲一度經濟落後的亞洲國家，其交往動機中更暗伏着一種發展道路及其社會制度的尋優和競比，意識形態的制幻劑常常帶來更多一廂情願的浪漫幻想；一旦幻想破滅，意識形態的放大器也就會大大膨脹怨恨或者輕蔑，加劇兩國關係的震盪。從“停滯落後的支那、津田左右吉氏語）到“一無是處的日本竹內好語〉，資本主義的價值尺度可以更換成社會主義的價值尺度先進”模式的光環下窮人革命可以取代富人維新。但這種取代，只是使“先進X落後”的視軸來了一個上下倒置，源自歐洲的單元直線歷史觀卻一如既往，一心追趕先進文明的亞洲式焦慮和亞洲式迫切一如既往。
向西方工業化看齊的意識和潛意識是如此深入人心，自卑的亞洲人免不了有點慌不擇路，也就免不了一次次心理高熱以及隨之而來的驟冷酷寒。
加藤的父母親向我講述他們在北京目睹江青被捕時的中國，目睹北京市民和學生連夜慶祝遊行時眼中激動的淚水，他們當時的感受十分複雜。他們既無意擁護日本一些左派朋友對江青的崇拜和聲援，也無法認同一些右派朋友對中國革命的幸災樂禍，還有對中國文化的順手誅殺。他們幾乎再一次聽到了當年中日戰爭爆發的炮聲，頗有些一時的手足無措。中國革命的這次重挫和轉向，不能不啓動思想和情感上的地殼運動，中日之間再一次山重水複。幾年或十幾年以後就可以看得明白先進乂落後”的標尺在本世紀兩度失效之後仍然沒有廢棄，而且在東歐和蘇聯崩潰之後更增神威，正在迅速比量出各種冷漠和歧視的最新根據。很多日本人的“侵略有功”論和很多中國人的“殖民不夠”論重新獲得了活力。日本政府可以就殖民和戰爭問題向韓國正式道歉而至今不向中國正式道歉，厚此薄彼的反常一直受到日本國內輿論主流曖昧的縱容，這裏的潛臺詞十分清楚：赤色支那無權受此大禮。
有意思的是，被輕蔑者有時也能熟練運用輕蔑的邏輯。很多中國人此時雖無制度的優越感，雖處十年**後的貧困，但即使在全中國風行和氾濫着豐田汽車、索尼電視、本田摩託、尼康相機、富士膠捲、東芝電腦以及卡拉0尺的時候，即便是那些熱烈嚮往資本主義的新派精英，對“小日本”的輕蔑也暗中儲備，常常一觸即發，與他們對歐美的全心愛慕大有區別。他們崇美而貶日，厚西洋而薄東洋，能忍美國之強簕卻難容日本之錯失。他們似有模糊的歷史記憶和地緣政治的直覺，其實不便明言的潛臺詞更是微妙而且耐人尋味。他們不過是流露出一種日本人同樣熟悉的區別法則，不過是覺得自家鄰居的黃皮膚和黑頭髮不足爲奇，也不足爲尊，無法代表最先進的文明和最先進的人種，因此必須扣分降級。“小日本”不就是有幾個臭錢麼？日本人炫目的現代化雖然讓人眼紅，但仍不足以改變“假洋鬼子”的二等身份，他們有什麼資格在我們面前牛皮烘烘？
這樣，自以爲已經“脫亞人歐”的很多日本人覺得無須再高看中國，而渴求“全盤西化”的很多中國人從另一個層面上把輕蔑目光奉還給日本，不能接受日本的高人一等，就像他們不能接受某個同村老鄉突然搶先得到了城市戶口和高級職稱。歧視“落後”的飛去來器傷人最終傷己。兩個文化相近經濟相依的鄰國，兩個地理上僅僅一水相隔的鄰國，反而面臨着越來越遙遠的心理距離。
加藤的父母無法改變歷史，他們複雜的感受看來只能深埋內心而被人遺忘。他們擁抱中國的努力，包括他們翻譯的毛澤東著作和其他中國革命作品，還有對中國技工赴日培訓等各項友好事業的全身心投人，無法不承受着越來越多的譏嘲。這些傻書生，他們當時不是可以享受日本現代化的富足繁榮嗎？他們當時不是可以喫香喝辣披金戴玉條條大路有“豐田”嗎？他們爲什麼放着好日子不過而跑到中國來瞎折騰？
何況他們對於中國似乎無恩可報，倒是有傷難愈。加藤母親的童年是在中國監獄裏開始的。加藤外祖父是在中國被處決的。中國東北的檔案館裏至今還保存着他的罪案卷宗，共屮指控他聚斂民財和三妻六妾之類均屬不實之詞。這些歷史舊賬是不可能得到重審甄別的^檔案館的中國官員這樣冷冷地告訴他們。
哈爾濱，外祖父屈辱的葬身之地，加藤一家從今以後是不再去那個地方的。那麼中國呢，外祖父沒有寫完的故事在這裏再一次面臨今後的無限空白，加藤一家在北京打點行裝，是不是應該再一次告別這片廣闊的大陸？
我沒有見過面的一位姐姐和一位哥哥，因爲缺醫少藥而死在日機轟炸下的難民人流裏。我嶽父的堂兄也是在日軍的湖南南縣大屠殺時飲彈身亡，屍骨無存。這使我在東京成田機場聽到日本話和看到日本國旗時心緒複雜。
新千年的第一天竟在日出之國度過，這是我沒想到的。由於漢文化的農曆新年已經退出日本國民習俗，更得不到日本法律的承認，西曆亦即公曆的新年便成了這個國家最重要而且最隆重的節曰。政府、公司以及學校都放了一週左右的長假，人們紛紛歸家與親人團聚。街上到處都掛起了紅色或白色的燈籠，還有各種有關“初詣(新年廣的賀詞或敬語。但一箇中國人也許會感觸到隆重喜慶之中的幾分清寂，比如這裏的新年沒有中國那種喧鬧而多一些安靜，沒有中國那種奢華而多一些儉約，連國家電視臺裏的新年晚會也沒有中國那種常見的金碧輝煌流光溢彩花團錦簇，只有一些歌手未免尋常的年度歌賽。如果說中國的除夕之夜像一桌豪華大宴，那麼此地的除夕之夜則如一杯清茶，似乎更適合人們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地靜靜品嚐。（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