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沉沉夜幕中找到加藤一家，獻上了我的一束鮮花，意在表達一箇中國人對他們無言的感激。我知道我們之間橫亙着將近一個世紀的紛亂歷史，紛亂得實在讓人無法言說惟有長嘆，但人們畢竟可以用一束鮮花，用一瞬間會意的對視，重新開始相互的理解。
讓我們重新開始。‘
加藤的母親請我喫年糕，是按照加藤外祖母的吩咐做成的，白蘿蔔和紅蘿蔔都切成了花。用中國人的標準來看，這種米粑煮蘿蔔的年飯別具一格，堪稱素雅甚至簡樸。其實日本傳統的飲食雖有精緻的形式，但大多有清淡的底蘊。生魚、大醬湯、米飯糰子，即使再加上荷蘭人或者葡萄牙人傳來的油炸什錦〔天福羅〉，也依然形不成什麼菜系，不足以滿足富豪們的饕餮味覺。這大概也就是日本菜不能像中國菜和法國菜那樣風行世界的原因。
同樣是用中國人的標準來看，日本傳統的服飾也相當簡樸。在博物館的圖片資料裏，女人們足下的木屐，不過是兩橫一豎的三塊木板，還缺乏鞋子的成熟概念。男人們身上的褲子，常常就是相撲選手們掛着的那兩條布帶，也缺乏褲子的成熟形態。被稱作和服或者吳服的長袍當然是服飾經典，但在十八世紀的設計師們將其改造之前，這種長袍既無衣釦也無袢帶，只能靠腰帶一束而就，多少有一些臨時和草率的意味。
日本傳統的家居陳設仍然簡樸。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曾經指出，傢俱的高位化和低位化是文明成熟與否的標誌，這一標準使日本的榻榻米只能低就，無法與中國民間多見的太師椅、八仙桌以及明式龍鳳雕牀比肩。也許是地域窄逼的原因，日本傳統民宅裏似乎不可能陳設太多的傢俱，人們習慣於席地而坐，席地而臥，也習慣於四壁之內的空空如也。門窗棟樑也多爲木質原色，透出一種似有似無的山林清香，少見濃色重彩花哨富麗的油漆覆蓋。
我們還可以談到簡樸的神教，簡樸的歌舞伎，簡樸的宮廷儀規，簡樸得充滿泥土氣息的各種日本姓氏……由此不難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遺址發掘中，覆蓋數平方公裏的搜尋，只發現了一些相當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什麼有藝術色彩的加工品或者稍稍精細巧妙一些的器具。對比意大利的龐貝遺址，對比中國的漢墓、秦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乾淨大地不能不讓人掃興，也不能不讓人心驚。正是在這一個個暴露出歷史荒蕪的遺址面前，一個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設假文物的日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爲了轟動媒體的奇聞。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位考古學家也許是對日本的過去於心不甘，荒唐中雜有一種殊可理解的隱痛。
從西漢之雄鍾巨鼎旁走來的中國人，從盛唐之金宮玉殿下走來的中國人，從南宋之畫舫笙歌花影粉霧中走來的中國人，遙望九州島往日的簡樸歲月，難免有一種面對化外之地的不以爲然。這當然是一種輕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爛，粗糲可能更具強大生命力，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山姆挫敗英倫，蠻族徵服羅馬，滿洲亡了大明，都是所謂成熟不敵粗糲和中心不敵邊緣的例證。在這裏，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還是日本的崛起反過來要求國民們節衣縮食習慣清苦。但日本在二十世紀成爲全球經濟巨人，原因方方面面，我們面前一件件傳統器物至少能提供部分可供偵破的密碼。這一個島國昔日確實沒有大唐的繁榮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貧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奮發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學之風，苦能生守紀抱團之習，大和民族在世界的東方最先強大起來，最先交出了亞洲人跨人現代經濟的高分答卷，如果不是發端於一個粗糲的、邊緣的、清苦的過去，倒會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內有糧荒外有敵患，但教育法規已嚴厲推行：孩子不讀書，父母必須人獄服刑。如此嚴刑峻法顯然透出了一個民族臥薪嚐膽的決絕之心。直到今天，日本這一教育神聖的傳統仍在慣性延續，體現爲對教育的鉅額投人，教師的優厚待遇，每位讀書人的浩繁藏書，還有全社會不分男女老幼的讀書風尚：一天上下班坐車時間內讀完一本書司空見慣，一個少女用七八個進修項目把自己的休息時間全部填滿純屬正常，一個退休者不常常花點錢去學點什麼，可能就會被鄰人和友人側目和白眼一即便這種學習有時既無明確目的也派不上什麼用常日本人似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存危機感，恨不得把一分鐘掰成兩分鐘過，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識一古腦兒地學完，永遠不落人後。
這種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個武士傳統。“士農工商”，日本的“士”爲武士而非文士，所奉道統爲王道而非儒學，與中國的文儒傳統迥然有別。日本的武士集團擁天皇以除滅德川幕府，成功實現明治維新，一直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並且主導着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有限汲收“漢才”以及荷）蘭學”，即當時的西學，在很多人眼裏幾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徵。這個傳統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日本現代的軍人政治和軍國主義，導致了“神風敢死隊”之類重死輕生的戰爭瘋狂行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纔在“和平憲法”下被迫退出了歷史舞臺。然而這一武士傳統的影響源遠流長，在後來的日子裏，修憲強軍的心理暗潮起伏不止，無論是日本的極左派還是極右派，丟炸彈搞暗殺的政治恐怖行爲也層出不絕，連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也在和平的七十年代初切腹自裁，採取了當年皇軍官兵常見的參政方式。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可以各不相同，但共通的激烈和急迫，共通的爭強好鬥勇武剛毅甚至冷酷無情，卻顯現出武士傳統的一線遺脈。
日本的清苦還成就了一個職人傳統。職人就是工匠。君子不器，重道輕術，這些中國儒生的飽暖之議在日本語境中影響甚微。基於生存的實用需要，日本的各業職人一直是廣受尊重的階層，在江戶時代已成爲社會的活躍細胞和堅實基矗行規嚴密，品牌穩定，師承有序，職責分明，立德敬業，學深藝精，使各種手工業作坊逐漸形成規模，一旦嫁接西方的貿易和技術，立刻順理成章地蛹化爲成批的工程師和產業技工，甚至一直延伸爲日本在六十年代以後的經濟起飛。直到今天，日本企業的終身制和家族氛圍，日本企業的森嚴等級和人脈網絡，還有日本座座高樓中員工們下班後習慣性義務加班的燈火通明，都留下了封建行幫時代職人的遺蹟。日本不一定能夠被人認爲是世界上的思想大國或者文化大國，但它完全具有成爲技術強國的傳統依託和習俗資源。造出比法國埃菲爾鐵塔更高的鐵塔，造出比美國通用汽車更好的汽車，造出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幹線、機器人、高清晰度電視等等，對於職人的後代來-說無足稱奇。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其說資本主義給日本換了血，不如說日本特定的人文土壤裏使資本主義工業化得以紮根，並且發生了變異性的開花結果。
有趣的比較是：中國自古以來沒有武士傳統，卻有龐大的儒生階層；中國在近代沒有職人傳統，卻有浩如海洋的小農大衆。因此，中國少見武士化的職人和職人化的武士，日本也少見儒生化的農民和農民化的儒生。中國有儒生加農民的革命，日本有武士加職人的維新。也許，撇開其他條件不說，光是這兩條就足以使中日兩國的現代形態生出大差別。與其說這種差別是政治角力的偶然結果，不如說這種差別更像是受到了傳統勢能的暗中制約，還受到地理、人口、發展機遇等一系列因素的綜合作用。
事情似乎是這樣，種子在土地裏發芽而不能在石塊上發芽，在不同的土壤裏也不可能得到同樣的收成。人們在差不多一個世紀以來的制度崇拜，人們關於左轉姓“社”還是右轉姓“資”的簡單化糾纏，常常都遮蔽了一個民族在選擇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後面軍多重要的因緣。
整個九十年代，日本的經濟在徘徊蕭條中度過，讓很多中國人也困惑生疑。我在日本訪問期間問過很多日本朋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看到一臉臉的茫然，沒有聽到特別詳細和明確的回答。也許是以前投資過熱了，也許是美國不再忍受貿易赤字了，也許是日本沒有趕上新經濟這一趟車，也許是金融和行政改革不力，也許外務省和大銀行能知道箇中原委吧，也許……我相信這些“也許”都有道理，能給我思考的啓發。但我揮之不去的一個問題是：是不是日本的武士傳統和職人傳統在百年之間已經能量耗盡？或者說，是不是這兩大傳統已經不再夠用？（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