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你回來吧，回來吧，你從恆河的滾滾波濤裏回來吧，你從樹上的每一片葉子裏回來吧，你從路上的每一個腳印裏回來吧，你從我的睡夢裏和眼淚裏回來吧。
河岸上歌潮迭起。這就是恆河，在印地語裏發音“剛嘎”，浩浩蕩蕩地流經加爾各答。
這使我聯想起西藏的“貢嘎”機場，與之聲音相近，依傍着恆河的上遊，即雅魯藏布江。“剛嘎”與“貢嘎”是否有什麼聯繫？是否就是一回事？司機給我翻譯着歌詞的大意，引我來到這裏觀看人們送別嘉麗^恆河兩岸億萬人民的母親，他們在每一個新年都必須供奉的女神。她差不多裸着身子，年輕而秀麗，在神位上的標準造型倒有點怪：驚訝地張嘴懸舌，一手舉劍，另一隻手提着血淋淋的人頭。由於語言的障礙，我沒法弄明白關於這位女神的全部故事，只知道在一次爲人間掃除魔鬼的著名戰鬥中，她殺掉了二十幾個敵手，也最終誤殺了自己的丈夫^她手中那顆人頭。
直到這個時候，她才如夢初醒地伸長了舌頭。
從那一刻起，她便凝固成永遠的驚訝和孤獨。
已經是新年的第二天了，民間慶典即將結束。人們拍着鼓，吹着號，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載歌載舞結隊而來，在恆河岸邊匯成人海，把各自製作的嘉麗送人河水，讓大小不等色彩紛呈的驚訝和孤獨隨水而下一一漂逝在夜的深處。這是他們與恆河年復一年的約定。
看得出來，這些送神者都是窮人，衣衫不整，塵土僕僕，頭髮大多結成了團，或者散成了草窩。他們緊張甚至恐慌地兩眼圓睜手忙腳亂大喊大叫，一旦亂了腳步，抬在肩上的女神就搖搖晃晃。他們發出呼晡，深一腳淺一腳踩得水花四溉，從河裏返回時便成了一個個癲狂的水鬼，渾身水滴如注，在火光下閃耀着亮珠。但他們仍然迷醉在鼓聲中，和着整齊或不夠整齊的聲浪大唱，混在認識或不太認識的同胞身旁狂舞^與其說這是跳舞，倒不如說他們正折磨自己的每一個骨節，一心把自己粉碎和溶化於鼓聲。
一個撐着柺杖的跛子也在跳躍，柺杖在地下戳出密密的泥眼。
你從路上的每一個腳印裏回來吧，母親；
你從我的睡夢裏和眼淚裏回來吧，母親。
恆河的對岸那邊，幾柱雪亮的射燈正照亮巨大的可口可樂廣告牌，照亮了那個風靡全球的紅色大瓶子。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遠去的嘉麗高揚血刃回陣一瞥，她永遠伸長舌頭所驚訝的，也許不是丈夫的人頭落地，而是一個我們完全無法預知的新世紀正悄悄來臨。
我抬起頭來，看彼岸急速地遠退，留給我無限寬闊的河面。
1997年月(最初發表於1997年《作家》，後收入散文集《精神的白天與黑夜》0
你好，加藤加藤四歲的時候就到了北京，進了一所幼兒園，是班上惟一的日本孩子。他與同學們一同學習毛主席語錄，一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同看電影《地道戰》《地雷戰》以及《小兵張嘎》。孩子們玩戰鬥遊戲的時候，他的日本身份似乎使他最適合扮裝日本鬼子，但他決不接受這種可恥的角色，吵鬧着一定要當地下武工隊員，當八路軍的政委。
有的人可能覺得這很有趣：八路軍裏怎麼冒出一個日本政委？母親遇到了幼兒園的阿姨，說你看這孩子就是要強，老師，拜託了，你就給同學們做做工作，讓他當上八路軍政委吧。
其實，日本母親用不着拜託中國阿姨。小夥伴們都喜歡加藤，一再把戰鬥的指揮權優先交給政委加藤。
加藤的父母是在中日正式建交之前來到中國的。當時居住北京的外國人很少，也少有專門招收外國小孩的幼兒園。但加藤的父母很樂意讓小孩與中國娃娃打成一片，加藤一口純正的京片子普通話就是在這個時候學會的。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假日裏來加藤家做客，順便給加藤帶來一點禮物，包括一面小小的日本國旗。沒料到八路軍小政委在家裏也堅守抗日陣地，一見太陽旗便怒從心頭起，將小旗摔在地上，跳上去踩了兩腳。
瑞典朋友大驚失色，不知道一個日本孩子怎麼可以這樣。
直到加藤的父母解釋了孩子的幼兒園和孩子看過的電影，客人才驚魂稍定地坐下來，理解了一個孩子反常的粗野和激憤，理解了一面日本國旗在當時純正北京腔裏的含義。要知道，這個國家的國歌就是抗日動員，是一首戰爭年代裏燃燒着悲憤和仇恨的出徵之歌。
現在，加藤即將獲得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開着德國汽車出沒於東京的車水馬龍之中。他不會再那樣粗暴地對待日本國旗了，不會再那樣簡單地理解日本了。但他仍然在繼續學習中文，專業研究中國穆斯林的歷史，希望成爲中國人民的朋友。
這種願望也許是他父母的心理遺傳，甚至是他外祖父和外祖母人生經歷的延伸。外祖父很早就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像他的幾位青年朋友一樣，離開那個顯得較爲狹小的九州島，來到新大陸傳播知識和技術，也希望在這裏尋找和建設自己的理想。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此時的日本政權高層也移目西望，看上了中國東北乃至華北豐饒的礦產、森林、大豆以及黑土地。爲了爭強於世界民族之林，也爲了抗拒西洋大國的擠壓，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間必須擴展一一這成爲了那個時代啓蒙維新邏輯的自然結論，不會讓任何新派人士驚詫。民主幾乎與殖民兩位一體。“大東亞主義”等等說詞就是這個時候湧現在日本報紙上的。日本議會民主運動主將和早稻田大學的創始者大隈重信，同時成爲了當時挾“二十一條”以強取中國山東的著名辯家。人們在諸多說詞下即便伏有不同的情感傾向和利益指向，卻基本上共享着一種躊躇滿志的向外遠眺和帝國理想。
理想主義青年自發的援外扶貧，最終被納入了官方的體制化安排，納人了日本軍部對僞滿洲國的政治策劃。加藤的母親後來說，加藤的外祖父當時受矇蔽了，終於同意出任僞滿洲國的公職，成了一名副縣長，位居中國人出任的傀儡縣長之下，卻是實際上的縣長。他忙碌於繁雜政務廢寢忘食，真心以爲東亞共榮能在他的治下成爲現實。爲了抵制無理的強徵重賦以保護地方權益，他甚至常常與日本關東軍發生衝突，好幾次面對武夫們氣勢洶洶的槍口。他沒料到中日戰爭的爆發，在戰爭現實面前對日本疑慮漸多，但他無法擺脫歷史大勢給他的定位，差不多是一片隨風飄蕩的落葉。
悲劇結局終於在這一天匆匆到來：蘇聯紅軍翻過大興安嶺後勢如破竹橫掃東北全境。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他理所當然地被捕人獄，接着被槍決，踉踉蹌蹌栽倒在一片雪地裏。他是一個敵僞縣長，似乎死得活該。沒有人會對這種判決說半個不字。也沒有人在戰爭非常時期苛求勝利者的審慎：那些俄國軍人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耐心來細細辨察官職之下的不同人生，也不習慣囉嗦的審判程序。
這是新政權的判決。與舊政權一樣，中國人此時仍然只是黑土地形式上的主人。一些以前流竄到西伯利亞的中國流民乃至盜匪穿上蘇式紅軍軍裝，跟隨蘇聯人的坦克回來了，被宣佈爲臨時的執政者。但這種宣佈是用俄語完成的。
很多年以後，日本天皇爲一切在境外因公殉職的日本官員授勳，撫慰死者的親屬。加藤的外祖母拒絕了丈夫應得的勳章。她曾經帶着三個年幼的女兒在中國的戰俘營裏苦熬多年，她回國後一直以低級職員的微薄薪金拉扯大孩子，以一個女人的非凡力量扛住了生活的全部重壓，有太多的理由獲得政府的獎賞和補償，但她還是堅決地拒絕了勳章。在中國的經歷使她的眼光常常能夠超越大海，能夠對“國家”和“民族”這類神聖大話下的一切熱鬧保持敏感的戒意。她說她永遠也忘不了一家四口從中國回到日本的時候，她們日夜企盼日夜思唸的祖國竟是一些粗暴的日本小吏，在碼頭上命令一切乘客脫下身上的衣服，劈頭蓋腦給他們一把滴滴涕藥粉，防止他們帶來國外的骯髒和病菌。她護住三個嚇得哇哇大哭的孩子，在凜冽的寒風中突然覺得，她真真切切地回來了，但一片嗆人的藥粉迎面撲來之際，她心目中的故國反而成了一個遙遠而模糊的概念。
她熱愛日本但拒絕了日本天皇的授勳，而且讓女兒從師於魯迅的研究專家竹內好先生，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她希望女兒們繼承父親的遺志，將來再返中國續寫父親在黑土地上中斷了的故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