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
“你不覺得金牌是體育墮落的表現？你不覺得奧運會已充滿銅臭？這樣的體育，以鉅額獎金爲動力，以很多運動員的傷殘爲代價，越來越新聞化和商業化了，不是墮落是什麼？”他再一次強調：“我們不需要金牌，只需要健康和諧的生活。”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正在班加羅爾一個劇院門口，等待着一個地方傳統劇目的演出開始。由於一九九六年度的世界小姐選美正在這個城市舉行，他們也七嘴八舌抗議着這種庸俗的西方鬧劇。
我們用英語交談。說實話，英語在這裏已經印度化，對於中國人來說很不好懂，其清輔音都硬邦邦地濁化，與英美式英語的差別，大概不會小於普通話與湖南話的差別。我們代表團的譯員姓紐，英語科班出身，又在西北邊陲與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交道多年，聽這種英語也有些緊張，臉上不時有茫然之態。我比起小紐來說當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聽我們的英語毫無障礙，收支失衡的語言交流大體還可以進行下去。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印地語譯員，很難深人這裏的社會底層，很難用手勢知道得更多。
英語在這裏僅僅是官方語言之一，只屬於上流人士以及高學歷者，普通百姓則多是講印地語或其他本土民族的語言^這樣的“普通話”在印度竟多達二十幾種。換句話說，這個國家一直處在語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語言分裂，也有階級的語言分裂。他們歷史上沒有一個秦始皇，主體社會至今人不同種，書不同文。他們也沒有諸如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大手術，貴族與賤民的分離制度至今存留如舊。這就是說，他們沒有經歷過文化的大破壞，也沒有文化的大一統。我沒法知道，是社會的裂痕阻礙了他們語言的統一，還是語言的裂痕阻礙着他們階級的剷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着英語的引導，你當然只能進人某種英國化的印度：議會、報館、博物館、公務員的美滿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學，還有獨立、博學、優雅並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國電視和閱讀美國報紙的知識階層。但就在這些英語島嶼的周圍，就在這些精英們的大門之外，卻是殘破不堪的更廣闊現實。街道衰老了、汽車衰老了、棚欄和港口衰老了、陽光和落葉也衰老了，連警察也大多衰老了。這些白髮蒼蒼的老人抄着木棍，活得沒什麼脾氣，看見哪一輛汽車大膽違章，只是照着車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時候，他們摟着木棍或老掉牙的套筒槍，在樹蔭下昏昏大睡，任街面上汽車亂竄，任塵土蔽天日月無光。所有的公共汽車居然乾脆拆掉了門，裏面的乘客們擠不下了，便一堆堆擠在車廂頂上，迎風遠眺，心花怒放。乘着這樣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車駛入加爾各答市恆河大橋廣場，你可能會有世界轟的一聲塌下來的感覺。你可以想像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廢墟，任何汽車都是破銅爛鐵，還可以想像街上湧動着的不是市民，是百萬遊牧部落正在浩浩蕩蕩開進城市並且到處安營紮寨。這些部落成員在路旁搭棚而居，壘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積着太多的陽光。他們似乎用不着穿什麼，用不着喫什麼，隨便塞一點面渣子人口，就可以混過一天的時光，就可以照樣長出身上的皮肉。他們當然乞討，而且一般來說總是成功地乞討。他們的成功不是因爲印度有很多餐館，而是因爲印度有很多寺廟。他們以印度人習慣施捨的道德傳統爲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爲自己衣食的穩定來源。
面對着這些驚心動魄的景象，老警察們不睡覺又能怎麼樣？再多幾倍或幾十倍的警力又能怎麼樣？
幸好，這裏的一切還沒有理由讓人們絕望。交通雖混亂，但亂中有序；街市雖破舊，但破中無險。他們的門窗都沒有鐵籠子一般的防盜網，足以成爲治安狀況良好的標誌並且足以讓中國人慚愧。外人來到這裏，不僅不會見到三五成羣賊眉鼠眼的人在街頭滋事，不僅不會遭遇割包和搶項鍊，不僅不會看到公開的Se情業和強買強賣，甚至連爭吵的高聲也殊爲罕見。印度人眼裏有出奇的平和與安詳，待人謙謙有禮。最後，人們幾乎可以相信，這裏的老警察們睡一睡甚至也無關緊要。
一個不需要防盜網的民族，是一個深藏着尊嚴和自信的民族。也許，印度教的和平傳統，還有甘地的非暴力主義，最可能在這個民族的清潔和溫和裏生長。我曾看過一部名爲《甘地傳》的電影，一直將甘地視爲我心中謎一般的人物。這個乾瘦的老頭，總是光頭和赤腳，自己紡紗，自己種糧，爲了抗議不合理的鹽稅，他還曾經帶領男女老少拒食英國鹽，一直步行到海邊，自己動手曬鹽和濾鹽。說來也有趣，他推翻英帝國殖民統治的歷史性壯舉，不需要軍隊，不需要巨資，一旦拿定主意，剩下的事就是默默走出家門就行。和平大進軍^他從一個村子走到另一個村子，從一片平原走向另一片平原，於是他身後的隊伍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壯大，直至覆蓋在整個地平線上，幾乎是整整一個民族。碰到軍隊的封鎖線，碰到刺刀和大棒，他們寧願犧牲決不反抗，只是默默地迎上前去，讓自己在刺刀和大棒下鮮血淋淋地倒下。第一排倒下了，第二排再上；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再上……直至所有在場的新聞記者都閉上了眼睛，直至所有鎮壓者的目光和雙手都在發抖，直至他們驚恐萬狀地逃離這些手無寸鐵的人並且最終交出政權。
甘地最終死於同胞的暗殺。他的一些親人和後繼者也死於暗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頻頻得手的暗殺並不能說明別的什麼，倒是恰恰證明了這個民族缺乏防止暴力的經驗和能力。他們既然不曾反抗軍瞥，那麼也就不大知道如何對付暗殺。
作爲印度之魂，甘地不似俄國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南斯拉夫的鐵托以及拉丁美洲的格瓦拉，他一彈不發地完成了印度的獨立，堪稱二十世紀的政治奇蹟和政治神話之一。也許，這種政治的最不可理解之處，恰恰是印度人最可理解之處：一種印度教的政治，一種素食者和流浪者的政治，來自甘地對印度的深切瞭解。這種“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理論與實踐，不過是政治天纔給一個貧困和散弱到極致的民族，找到了一種最可能強大的存在形式，找到了一種最切合民情也最容易操作的鬥爭方法一比方在軍警面前一片片地坐下來或躺下來就行。
在尚武習兵的其他民族看來，這簡直不是什麼鬥爭，不過是丐羣的日常習慣。但正是這種日常習慣迫使英國政府和議會低頭，使西方世界很多男女對天才的甘地夾道歡迎崇敬有加。
現在，很多印度人還坐在或躺在街頭，抗議危及民族工業的外國資本進入，抗議舊城區的拆遷，抗議水災和風災以及任何讓人不高興的事，或者他們也無所謂抗議，並沒有什麼意思，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把自己打發，坐着或躺着已成了習慣。時過境遷，他們面對的已不再是英國軍警，而是一項項舉步艱難的現代化計劃。這些缺衣少食者被一個偉大的目標所點燃的時候，他們個個都成了赤腳長衫的聖雄，個個都強大無比。但這種坐着或躺着的姿態一旦繼續向未來延伸，也許便成爲一份歷史的沉重負擔，甚至會輪到每一屆印度政府頭痛不已。二十世紀末的全球一體化經濟正在鐵壁合圍，沒有一個大陸可以逃避挑戰。那麼，哪一個政府能把眼前這個非暴力不合作的黑壓壓人海組織進來、管理起來並且向他們提供足夠的住房、食品以及教育和工作的機會？從更基本的一點來說，哪一個政府能使素食者投人競逐而流浪者都服從紀律？如果不能的話，即便甘地還能活到現在，他能否像創造當年的政治神話一樣，再一次創造出經濟神話？
換句話說，他能否找到一種印度教的經濟，一種素食者和流浪者的物質繁榮，並且再一次讓全世界大喫一驚？
我們將要離開印度的時候，正趕上加爾各答地區某個民族的新年日，即這個國家很多新年日中的一個。一排排點亮的小油燈排列臺階，零星禮花不時在遠方的空中閃爍。節日的女人很漂亮，裹身的沙麗五彩繽紛，一朵朵在節日的暗香中遊移和綻放。只是這種沙麗長於遮蓋，纏結繁複，是一種女神而非女色的裝束，有一種便於遠觀而拒絕親近的意味，不似某些西式女裝那樣求薄求露求透甚至以“易拉罐”的風格來引誘衝動。
這裏的節日也同中國的不一樣：街上並無車水馬龍，倒有點出奇的燈火闌珊和人跡寥落；也沒有杯觥交錯，倒是所有的餐館和各家各戶的廚房一律關閉——人們以禁食一天的傳統習俗來迎接新的歲月。他們不是以感官的放縱而是以慾望的止息來表示歡慶。可以想像，他們的飢餓是神聖，是幸福，也是緬懷。這種來自漫長曆史的飢餓，來自漫長曆史中父親爲女兒的飢餓、兄長爲妹妹的飢餓、兒子爲母親的飢餓、妻子爲丈夫的飢餓、主人爲客人的飢餓、朋友爲朋友的飢餓、人們爲樹木和土地的飢餓，成爲他們世世代代的神祕儀禮，成爲了他們的隆重的節日。（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