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也沒有多少事，不用她天天守着。”
“多個人手總是好一些。”
“守着我，能守得出錢來？”
他說明它就要考大學了，然後緩緩地朝夕陽走去。鳥雀正在歸巢，水邊的老牛正在回家，家家戶戶的炊煙都升起來的時候，他孤獨的剪影定格在一片火燒雲中。
明它是他的兒子，一直在縣城寄宿讀書。我只見過他的考號和上了線的考分，受他父親之託，與某大學的一位朋友通過電話，確保這所大學錄下了他。直到我就要離開這個村子了，有一天從外面回來，才發現他們父子倆坐在我家。他兒子長得像個女孩，眉清目秀，有些靦腆，埋頭翻着一本雜誌。父親滿心歡喜地看着這個有出息的兒子，有一種怎麼也看不夠的勁頭，目光軟軟的、餈餈的，撫摸着兒子側面的每一個部位。摸得大學生更靦腆了，扭過頭去看着牆角，躲開父親的目光一一他是知道這種目光爲時不多從而不忍相接？還是年幼無知從而不覺得這種目光點滴都不可遺漏？
鄰家漢子戴着帽子，蓋住了頭髮脫落的頭，是帶着兒子來面謝的，順便也討教些大學讀書的方法，問一點都市生活須知。牆邊的幾隻大南瓜，當然是他的謝禮。在整個說話的過程中，他的興致一直很高，聽到大學裏一些趣事，甚至滿面紅光地哈哈大笑，只是通常比別人笑得慢半拍，目光有些發直，似乎卡在略有所思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將離開這裏，春暖花開時節纔會再來。這就是說，如果事情不出現奇蹟，他此次戴着帽子的來訪，對於我來說也許是最後一‘次。我知道拒絕就醫意味着什麼。我看見他最後一’次摸着我家的桌沿，最後一次放下我家的茶杯，最後一次艱難地站起來，最後一次扶着柺杖走向大門，最後一次給我視野裏留下笑臉和彎曲的背影……事實上，我沒有看到這個背影，而是讓妻子去送客。我沒有勇氣在一片談笑聲中，在一個秋高氣爽風和日曛蟬鳴雀噪的好日子，與一個活生生的人永別。這分明是一個歡欣的場景，容不下永別的情節。
我乘車離開此地的時候，甚至不敢朝他家的院門望一眼。此時，他也許站在那裏，也許沒有。這種種也許一晃就甩到了車後，離我越來越遠。
現在，我又來到了這裏。沒有人向我提起他，我也沒有問起他，一個人的名字就這樣在大家心照不宣的約定之下刪除了。院牆外的瓜藤又開始蔓延，向路上延伸着妖嬈的觸鬚，大概是想攔住路人的腳步，想說點什麼。花朵也開始綻放了，像舉起一支支金色的喇叭，正在向這個世界大聲地傳誦和宣告什麼。我不知道是誰又在這裏種下了瓜，或者它們不過是野物，來自去年無人採摘的瓜，來自瓜腐成泥後重新人土的種子。如果沒有人來採摘，它們也許會年復一年地這樣繁殖下去。
清明節，遠近的鞭炮聲不時傳來，當然是各家各戶在上墳。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給劉長子上墳，也不知道他的墳在哪裏。我只接到了他兒子的一個電話。他吞吞吐吐，想向我借一點錢。他說網上有人推銷一種彩票透視眼鏡，據說是發財致富的高新技術產品，他很想得到一副。
我不記得是如何回答他的，也不願意把這個電話告訴村裏的人，當然更不會去告訴他父親。晚上路過他家院門時，我讓村長等我一下，然後推開半掩的竹門，習慣性地跨過院門的石檻。已近深夜了，西沉的殘月隱在林子裏，給曾經排演過歌舞的清冷地坪，篩下一片模模糊糊的光斑。正房門掛着一把鎖。牆根已佈滿青苔。靠近廚房的一根竹管還流着水，但支架已經垮塌，泉水流到了地上。接水用的瓦缸還有半缸積水，有孑孓蚊蠅浮在水面，大概是房主去年所留。這個院子裏也有很多瓜藤，從院牆那邊蔓延過來’已經把一條通向屋後的小路封掩，然後爬上了石階，攀上了檐柱，甚至纏住了檐下一張廢棄的犁，在木柄上開出了小小花朵。我知道，待到秋天來臨，這裏將會有遍地金燦燦的南瓜，在綠葉下得意揚揚地紛紛探出頭來，一心要給主人冷不防的驚喜。
我踏着月光，完成了一次爲時已晚的告別。
^004年7月(最初發表於004年《天涯》及《文匯報》。〕光榮的孤獨者這一天，我從菜園裏荷鋤回家，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電話，得知嚴文井先生病逝，不覺心裏一沉，望着窗外的青山，好久沒緩過神來。我遠在南方，來不及給先生送行了，只能在電話裏囑朋友代送花圈。
我知道，我的那隻花圈將淹沒在花圈海洋裏，先生不一定能夠看見。我還知道，我在滿窗雨霧之前的一聲嘆息，隔着千山萬水，先生也不一定能夠聽到。
我與老一輩文學家交往不多，惟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與其說緣於私恩，不如說緣於公共事務。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初，中國文學巳經解凍，但舊的文學模式仍在慣性滑行。很多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圖解只要換上一個批判“四人幫”的政治標籤，就成了熱門的舊貨新款，得到各種追捧和尊寵。倒是有些苦心的新創，因涉嫌離經叛道，不管是接通西方文化的“先鋒”，還是接通傳統文化的“尋根”，總是遭遇一些大人物嚴厲的面孔，輕則被責之以“恨鐵不成鋼”，重則被斥之爲“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總之，轉暖的太壇仍充滿着肅殺氣象，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壓重重。在這種情況下，我慶幸一些文學大人物苦盡甜來重新出山，但對他們在臺上的一些陳舊而專斷的說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滿。
這樣，我在一些會議上基本不說話，以免惹得主流權威們不快。那一天，我出席一座談會，聽到一位老作家爲朦朧詩大聲辯護，稱現實主義不應成爲封閉和刻板的教條，而現代主義一類文學多樣化的嘗試不應遭到封殺。我不覺暗暗喫驚，後找旁人打聽，得知發言者即嚴文井先生，一位來自延安寶塔山下的革命文學家，也是中國文學界資深領導之一。我雖不寫詩，卻一直是詩體革新的支持者，曾偷偷參加過北京一些詩歌沙龍活動，還曾掏出一個月的全部工資買下北島他們的油印詩刊創刊號到處分寄朋友一一當時的朦朧詩仍處於“地下”狀態。我沒料到文井先生也讀到了這些油印作品，對文學新探索表現出足夠的敏感、寬容以及支持。這在老一輩中實爲異數。
這次會上，沒有什麼人附和與支持他的發言，使他在會場裏多少顯得有些孤掌難鳴，甚至身陷十面埋伏。我坐得離他較遠，沒有機會與他交談，但暗暗記下了他的名字，記住了他那寬厚和閃亮的額頭，還有開朗而堅毅的面容。
會後不久，出於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一些有關文學的粗淺看法，對他的勇敢與睿智表達感激。我沒料到他不但細讀了一位陌生青年的來信，還把我的一些小說和議論文章找來讀了，很快回覆了一封長信。
信上是這麼說的：
近年來，你的一些有關美學的議論，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輕朋友，不約而同地在思考一些嚴肅問題，不人雲亦雲，不自卑自賤，也不自高自大。你們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對戴着大紅帽的教條主義也大不以爲然：
我聽了一輩子訓斥，也不喜歡任何人在作品裏繼續訓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淺薄之輩引用自己並未讀懂的中外聖人的片言隻語來嚇唬人或討好人，我很懷疑他們這樣做的動機。
他在這封信中熱情肯定和鼓勵了我的新作《爸爸爸》，並希望有機會與我見面詳談。我記得，他把這封信交給一位編輯，在一九八五年八月的《文藝報》上發表，再一次把自己公開定位在高風險的異端陣地。如果不瞭解當時的政治語境和思想格局，後人不大容易體會出這一表態的意義，還有它們可能招致的麻煩。事實上，直到九十年代初，“先鋒”與“尋根”等仍是衆多左翼或右翼的大人物們嘴裏的共同的貶詞，以至在一次官方高層文件的傳達中，我還聽到了有關方面對文井先生這封信的點名批判。《爸爸爸》當然也株連受斥一它們都被視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典型例證再次受到追究。
這樣，在整個新時期的前十多年裏，政治險象頻生，思想風向反覆，曾身任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嚴文井先生，卻一直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體的鏡頭和筆頭跳過。以至到最後，他八十誕辰時的一個小小座談會，相對來說還是規模很小，規格很低，在文學界幾乎無聲無息。他逝世之後雖有各種追思報道，但諸多媒體一般只提到他在兒童文學方面的成就，對他在新時期以來表現出大義和大智的孤獨抗爭，對他多年來被實踐證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膽識的破冰之功，卻奇怪地保持着沉默。（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