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怕狗麼？”我妻子問。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家沒有養狗麼？”
她搖搖頭。
“你喝茶。”
她點點頭，仍然沒有喝。
她提着塑料袋走了以後不久，不知什麼時候，狗又叫了，窗外橘紅色一晃，是她急急地返回來，跑得有點氣喘吁吁。
“對不起，剛纔錯了……”她大聲說。
“錯了什麼？”
“你們把錢算錯了。”
“不會錯吧？不是兩斤四兩麼？”
“真是算錯了的。”
“剛纔是你看的秤，也是你報的價，你說多少就是多少，我並沒有……”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責任。
“不是，是你們多給了。”
我有點不明白。
她紅着臉，說剛纔回到船上，弟弟一聽錢的數字，就一口咬定她算錯了，肯定沒有這麼多錢。他們又算了一次，發現果然是多收了我們一塊錢。爲此弟弟很生氣，要她趕快來退還。
我看着她沾着泥點的手，撩起橘紅色衣襟，取出緊緊纏在腰間一個布包，十分複雜地打開它，十分複雜地分揀布包中的大小紙票‘，心裏有些過意不去。一塊錢怎值得她這樣急匆匆地趕來並且做出這麼多複雜的動作？“也就是一塊錢，你送魚來，就算是你的腳力錢吧。”我說。
“不行不行……”她把頭搖成了撥浪鼓。
“再說，我們以後還要找你買魚的，一塊錢就先存在你那裏。”
“不行不行……”撥浪鼓還在遙
“你們還會打魚吧？”
“不一定。水管所不準我們下網了……”
“你弟弟的學費賺夠了嗎？”
“他不打算讀了。”
“爲什麼？”
她沒有回答，只是固執地要尋找一塊錢。她的運氣不好，小鈔票湊不起一塊錢。遞來一張大鈔票，我們又沒有合適的散錢找補。就這樣你三我四你七我八地湊了好一陣，還是無法做到兩清。我們最後滿足她的要求，好歹收下了七角，但壓着她不要再說了，就這樣算了，你再說我們就不高興了。
她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渾身不自在，猶猶豫豫地低頭而去。
傍晚，我們從外面回家，發現院門前有一把蔥。一位正在路邊鋤草的婦人說，一個穿紅衣的姑娘來過了，見我們不在，就把蔥留在門前。
不用說，這一大把蔥就是她對魚款的補償。
妻子嘆了口氣，說如今什麼世道，難得還有這樣的誠實。她清出一箇舊挎包，一支水筆，說可以拿去給供紅衣女孩的弟弟上學，說不定能替他們省下兩個錢。但我再沒有遇上紅衣女孩，還有那個站在船頭爲她搖槳的弟弟。有一條小船近了，上面是一個家住附近的漢子，看上去比較眼熟。從他的口裏，我得知最近水管所加強禁漁，姐弟倆的網已經被巡邏隊收繳，他們就回到山裏種田去了。他們是否湊足了弟弟的學費，弟弟是否還能繼續讀書，漢子對這一切並不知道。
人世間有很多事情我們並不知道，何況萍水相逢，我們有時候連對方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說不出話來。每天早上，我推開窗子，發現遠處的水面上總有一葉或者兩葉小船，像什麼人無意中遺落了一兩個髮夾，輕輕地別在青山綠水之中。但那些船上沒有一點紅。每天晚上，我走在月光下的時候，偶爾聽到竹林那邊還有槳聲，是一條小船均勻的足跡，在水面上播出了月光的碎片，還有一個個夢境。但我依稀聽得出槳聲過於粗重，不是來自一個孩子的腕力。
我走出院門，來到水邊，發現近處根本沒有船。原來是月夜太靜了，就刪除了聲音傳遞的距離，遠和近的動靜根本無法區別，比如剛纔不過是晚風一吹，遠在天邊的槳聲就翻過院牆，滾落在我家的檐下階前，七零八落的，引來小狗一次次尋找。它當然不會找到什麼，鼻子抽縮着，叫了兩聲，回頭看着我，眼裏全是困惑。
我也不明白，是何處的槳聲悠悠飄落到我家牆根？
004年7月(最初發表於004年《天涯》及《文匯報》。〕空院殘月有一個鄰家的漢子很會種瓜，扛着鋤頭這裏看一看，那裏挖一挖，似乎沒有做什麼，但他所到之處不久就會冒出肥大的瓜葉，逢溝過溝，逢坡上坡，甚至翻越牆垣，盡情地蔓延和覆蓋。不知什麼時候，瓜藤已潛游我家門前的路上，過不了多久，兩三個南瓜居然憨憨呆呆地攔路把守，要收繳買路錢的樣子，使我出人的時候得東躲西閃三步兩跳。
“把瓜摘去喫吧。”他撐着鋤頭，樂呵呵地衝着我笑。
“我家也有瓜。你種的，你留着。”
“我一個人喫飽，全家就不餓，哪喫得完？”
既然他是一個人居家，那他到處種瓜做什麼？是有種瓜癖？是生性閒不住？還是對世界上一切荒土閒地有開發興趣？
他家離我家不遠。我走出院門，同張家的人點點頭，同李家的人搭搭腔，然後就能看見他家斜斜的院門了。我去過他家’看見他家裏的算盤和幾個賬本，知道他是村裏的會計，有時還到小學代點課，無論數學還是音樂，都能教。我正巧看見五六個女孩子在他家排演歌舞，大概是準備學校裏節日會演的節目。他一雙赤腳，腿上帶着泥點，頭髮眉毛皮膚都被陽光燒灼成了渾然統一的土色，卻是一個努力投入藝術想像的導演。“我們的祖國似花園，花園的花朵真鮮豔……”他邊唱邊舞，兩手像扭着一條無形的毛巾，左耳邊扭一下，右耳邊扭一下，是一種挖土和挑糞般的舞蹈手勢。
“下腰，下腰，你們看看我……”他還來了個上身後仰的示範，直到自己仰得兩眼翻白，耳根都漲紅了。
這位赤腳導演沒顧得上陪客人。我與妻子在一旁觀摩和喝茶，其實是喝着熱水瓶裏的涼水，已經化不開茶葉。兩隻杯子也破舊零亂，一隻搪瓷大杯，一隻粗瓷酒盅，是他剛纔找了半天才湊齊的。這確實是一個主婦缺席的家。
聽鄰居說，劉長子的老婆到南邊打工去了。聽鄰居喝了酒以後說，他老婆實際上也是人家的老婆，幫一個老闆管家，還生了個娃，只是把賺來的錢一個不少地寄回來，供這邊的兒子讀書。我不太理解這種事，尤其不太理解人們說起這事時的隨意和淡漠，忍不住想多問幾句。“有什麼奇怪？閒着也是閒着，就等於出去尋副業麼。”一個婦人這樣回答我。另一個老人笑了笑：“劉長子能怎麼樣？丈夫丈夫，只管得一丈遠的。”他們轉而說起了眼下學校收費的昂貴。照他們的計算，供一個孩子讀高中，非得有兩個人打工進錢不可。因此劉長子福氣好，不僅自己可以代課，還有一個既掙錢又顧家的老婆，要不他兒子恐怕早就搓泥巴坨了^這是務農的意思。
我見過一次他那個似有似無的妻子。大概是知道村裏有些說法，她從來沒讓我看到過正面，即便是在水邊的菜園裏相遇，她也是去看天上的鳥，或者彎腰去扯除什麼雜草，是一個躲避目光的影子。從背影和側面來看，她身姿綽約，而且有了都市生活的風韻，比方衣襬剪裁得很合身，比方衣履有細心的顏色搭配，比方腰身和腳步有一種用心的收斂，沒有鄉間重擔壓出的那種粗放散亂，不會腳步亂刮或者胯骨亂甩什麼的。但她沒有市井虛榮，回家來探親，不打牌，不人酒席，日子都浸泡在汗水中，挑着糞桶一閃就沒入瓜棚豆架。那一片繁茂綠葉的深處偶爾飄出嚶嚶低語，大概是她與什麼鄰居說話，但聽不清楚。
她們隔着綠葉的帷帳說說家常，互相也不見人影。
她丈夫沒有來幫忙。其實，她丈夫無法上地了，因爲一場大病，撐着柺杖也偏偏欲倒，她才趕回鄉下來料理。我不知道劉長子患了什麼病，問起來，他只是笑笑，說得含糊。直到我看到他轉眼間面容枯槁，頭髮眉毛漸次脫落，有明顯的放療和化療跡象，才猜出他的病兇多吉少。
他扶着柺杖，再一次衝着我笑笑：“把瓜摘去喫吧。”
“你自己留着喫。”
“我怕是喫不上了。”
“你不要灰心。聽我說，得這種病的成千上萬，其中不少活過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天天扭秧歌或者踢足球的，也大有人在。你一定要心情開朗，積極地與醫院配合。”
“什麼醫院？明明是攔路搶劫的土匪。”他目光發直，兩個眼珠擠成了一個鬥鬥眼一個療程就要我八千，要在我身上開金礦麼？”
“有什麼辦法呢？病在你身上，還是要治的。”
“我決不給他們喫冤枉！”
他看了看天邊的風景，回家做飯去了，轉過身，喘了幾下，拾起了身邊的幾根豆角，又喘了幾下，緩緩挪動了步子。我忙上前去扶住他，問他妻子爲何這麼快就走了，爲何不留下來照料他。（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