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位個體戶羨慕的目光裏，我看出並不是私有制才意味着效率，私有化的宣揚者們在這一點上往往說過了頭。其實我非常贊成把國家管不好的很多事情交給私有者們去辦，對公有制度下的懶惰和貪婪深有感觸，但同時也對那種“私有化一抓就靈”的簡單化不以爲然。我相信，那些“公有化”或“私有化”的崇拜者，從來都是身着吊帶西褲在書齋裏推算效率定律的，他們應該知道這個世界的豐富多樣。
“新左派”及其他“新左派”是《天涯》這些年被人貼上的最大一個標籤。蔣子丹曾在文章裏寫到：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北京風入松書店的座談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陳嘉映先生帶我去，好心要讓我認識更多學者，到了那兒一看，其實在座的大都與我有過聯繫，或者書信，或者電話，也有的以前就認識，其中有些人在《天涯》發過稿，有些人被《天涯》退過稿。當時《天涯》在北京讀書界巳頗有些影響，這一點大家都不否認。不過，在交談中我才得知，《天涯》巳被指定爲“新左派”的陣地，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以那時刊物登過的文章看，作者名單實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二〇〇〇年六月，“新左”和“自由”兩派爆發空前激烈的論戰時，女作家方方問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數了幾個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還奇怪地說，有沒有搞錯，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嗎？雖然事實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裏還是被判定爲“新左大本營”。
其實，“新左派”這個標籤至少有兩代的歷史。早一代，是出現於九十年代初北京文壇某些圈子裏若隱若顯的流言中，當時是指張承志、張煒以及我，當然還有別的一些作家和批評家。這些作家和批評家因爲從各自角度對文化拜金大潮予以批評，被有些人視爲“阻擋國際化和現代化”的人民公敵。當時的市場經濟已經給部分都市(與大部分鄉村關係不大）的部分階層（與城市下崗羣體等關係甚少)帶來了繁榮，連結東京、漢城和新加坡的中國東南沿海發展帶已經卷人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於是在某些人看來，歷史已經終結了，流行的作家形象似乎應該是這樣了：男作家在麻將桌和三陪小姐那裏開發幽默，女作家在名牌精品屋和陽剛老外面前操練感覺，市場時代的詩情應該在歐陸風情的酒吧裏一個勁地孤獨，市場時代的先鋒應該動不動就要跑到西藏去原始一番或者要挎個性伴侶撒野以示自己決不向官僚政治屈服。據說有些人正在“解構一切宏大敘事”，但他們在清算革命時代的罪錯之餘卻在精心紡織另一個更爲宏大的敘事：全球資本主義的烏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鋒，五星賓館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幣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紅五類”。在一段時間之內，中國的文學對這種新意識形態的大軍壓境竟然無能做出有力反應，拜金專家們卻被一些老作家賞識和追捧，被文學新人們央求作序，被刊物請去當策劃主持，被報紙請去作專題採訪。張承志是最先對這一切表現警覺和抵抗的作家。他從日本回國祖國的江山撲面而來”，這樣的句子讓我心動。他走訪窮人，捍衛弱族，痛斥新一代權貴和“西崽”，其偏激處和不太偏激處都讓很多人不快。見我還在四處樂呵呵地濫用寬容，他好幾次批評我的思想“灰色”，似乎恨不得在我屁股上踢一腳從而讓我衝到更前面一些。
這時候被指爲“新左派”的人，其實還只是在道德層面表現出倉促的拒絕，多數人甚至與自己的論敵還是自家人，還共享着許多邏輯和想像，比如大家都對市場和資本的擴張充滿着樂觀主義的情緒，都多多少少深藏着一個美國式的現代化夢想。這個夢想是八十年代的果實。從八十年代過來的讀書人，都比較容易把“現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潮再等同“資本主義”再等同“美國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簡單，那就是把“傳統”等同“中國”再等同“國家”再等同“社會主義”再等同“文革災難”等等，所謂思想解放，所謂開放改革，無非就是把後一個等式鏈刪除乾淨，如此而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也是這樣一種啓蒙主義公式的操執者，是一個典型的右派。像很多同道一樣，我們從當時各種觸目驚心的“極左”惡行那裏獲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
回想起來，是實際生活經驗讓我的頭腦裏多出了一些問號。我在一九八八年來到海南，親歷這個海島市場發育和資本擴張的潮起潮落，從親人、朋友、同事、鄰居以及其他人那裏積累印象和體會，尋找着思考的切人點。在我的身邊，三陪女冒出來了，旅遊化的假民俗冒出來了，這是“傳統”還是“現代”？警察兼任了髮廊的業主，老闆與局長攀成了把兄弟，這是“國家”還是“市場”？準脫衣舞在官營劇團的《紅色娘子軍》樂曲裏進行，“文革”歌碟在個體商人那裏違法盜錄，還有爲港臺歌星“四大天王”發燒的大學生們齊刷刷地遞交人黨申請書，這是“革命文化”還是“消費文化”？……八十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對立，曾經是我們診斷生活的一個個隨身量具，眼下都在我面前的複雜性面前完全失靈，至少是不夠用了。在印度、越南、韓國、新加坡等周邊國家之旅，更使我的一些啓蒙公式出現了斷裂。“私有制”似乎不再自動等於“市場經濟”了，因爲休克療法以後的俄國正在以實物充工資，正在各自開荒種土豆，恰恰是退向自然經濟。而“**制”也似乎不再自動等於“廉潔政府”了，因爲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官員索賄之普遍連我這個中國人也得瞠目結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汪暉的長文《論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以及現代性問題》拿到編輯部來時，我覺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議主編破例一次，不惜版面發表這篇長文。據說汪暉本人一直猶豫是否應該更晚一些在國內發表這篇文章，李陀也建議他暫時不要發表，他們對《天涯》的果斷可能都有些感到意外。
就像很多人後來所知道的，正是這一篇長文成爲了後來思想文化界長達數年一場大討論的引爆點，引來了所謂“新左”對陣“新右”或“新自由主義”的風風雨雨經久不息。由於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嚴重受挫，由於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還由於從美國西雅圖開始的抗議和騷亂，這場討論又與全球性的反思大潮匯合，向下一個千年延伸而去。
這個時候的“新左派”可算是第二代，與九十年代初期那個文學“新左派”其實已經很不相同。比如曾被指爲“新左派”的很多人對汪暉的很多看法並不贊同，在很多問題上先左而後右，或者此左而彼右。作家李銳就是其中一個。李銳與我相識多年，被蔣子丹稱爲“熱血中年”，似乎是一種高溫反應材料，不激動就不能出洞見，不激動就不能妙語連珠，在公衆場合總是熱血得讓夫人蔣韻大驚失色並連連扯他的衣袖。他寫小說在境內外都有盛名，而且所謂“馬橋風波”的一場思想報復事件中，在我被打成“文壇竊賊”滿身污水的時候，他憤而操筆，仗義執言，完全不顧及自己將要承受的壓力和代價。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頻繁地交換電子郵件，爭論着由汪暉提出的一些話題。我贊成李銳對革命體制下種種悲劇的清算，但懷疑這種清算是否必須導向對西方市場化體制的全面擁抱。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會使我們產生哪些盲視？正如他在一篇關於知青的文章中說的，知青是複雜的，將其妖魔化是一種對歷史的遮蔽。我接過他的思路往下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革命也是複雜的，將其妖魔化是否也是一種對歷史的歪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木能完全說服他。
我們的爭論一直延續到在法國和意大利的旅途中，同行的張煒和蘇童也參加進來。當時《天涯》在歐洲已因“新左派”的名聲遠播而在很多圈子裏被人們議論紛紛，以致很多旅外華人與我相見，都不談我的小說而只問《天涯》，真使我爲自己的小說家身份感到悲哀。我不得不一次次向好奇者解釋，以我褊狹的理解’中國人在九十年代最憂心的傾向就是“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而不是這兩者的對抗，老左派把守權力，新右派崇拜資本，而我們必須像李銳說的那樣“左右開弓”，對權力和資本都保持一種批評性距離，以促成人民的市場和人民的民主，促成《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這是我爲溫鐵軍一篇好文章改擬的標題，以取代他的原題《現代化問題筆記》。如果硬說神聖的“資本”碰不得，一碰就是“新左派”，那我們就“新左派”一次吧，被人家派定一頂有點彆扭的帽子，多大件事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