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到，假如讓李陀擔任《天涯》特約編審，將是一個不錯的人選，因爲辦這樣一個刊物，太功利太實際的人，太以自己的遭際論事的人，太沒熱情太消沉的人，都是不合適的。於是分手的時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李陀，他也欣然應邀。這是我接手主編以後第一次單獨而且是即興決定的一件大事，但我覺得對此韓少功也肯定不會有異議。回到海口後，我把這事向韓少功彙報，他果然非常贊成。
雜誌的另一個特邀編審是身居福州的評論家南帆。他是一個在當今文壇上很少能見到的樸實、誠懇，學問做得踏踏實實卻不乏自己的見解，同時又從來不事張揚很具平常心的人。
一九九五年底，韓少功到上海去開會，與南帆同住一室，幾個晚上的談話，讓他對這個以前並不太熟識的同仁產生了極大的好感，隨後便也產生了邀請他擔任特約編審的想法。韓少功對我說，他感覺南帆不光讀書讀得很紮實、頭腦清醒、悟性不錯，是一個很有實力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的爲人與爲文的心狀非常健康，與文壇上那些到處拉幫結派，以評論作人際交易謀取虛榮實利的人相比，是《天涯》的一位難得的同道。
兩位外援可以在業務上參與，但並不能取代編輯部這一母體的改造。在這一點上我提醒自己不能有書生氣。我很明白，現行人事體制的積弊，主要是“鐵飯碗”和“大鍋飯”總是誘發人的惰性以及社會上常見的內部摩擦，即便是一羣鐵哥們或者大好人糾合在一起也總是難免其衰。一般的情況是這樣：只要一個人沒有嚴重的違法犯紀，是不可能被掃地出門的；而只要有一個人好喫懶做而不受到處罰，其他努力工作者的情緒就要大受挫傷，整個團體的向上風氣就會掉頭而下，到一定的時候，連好些初衷不算太壞的領導和羣衆都會有大勢難違於是不如自己撈一把走人的惡念。一九九五年底我接手時的海南省作協就處在這種危機的邊緣，坐轎子的比抬轎子的多，坐轎子的比抬轎子的更有權說三道四，於是大家都比着看誰更有本領不做事。
當然，我失望於這種體制的時候，對市場化或者自由化的另一種狀況並沒有浪漫幻想。我曾經目睹甚至親歷過一些所謂體制外的民營企業，那裏既沒有“大鍋飯”也沒有“鐵飯碗”，競爭的壓力確實使人們不敢懈怠。但那裏的現實問題是太缺少剛性的體制約束，因此要麼是“暴君”式的管理之下員工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剝削和壓迫令人心寒；要麼是“暴民”式的內訌之下頻繁政變、連連休克，多數短命的企業最終都可能心肌梗死式地暴死。這就是說，如果說體制內多見腐敗慢性病的話，那麼體制外就多見腐敗急性病，各有各的成本和代價。我曾經主持過的《海南紀實》雜誌社是一個梁山聚義式的團伙，在海南建省之初的體制空白中，就遭遇過這種急性病。一旦發生危機，在體制外那個自由天地裏，沒有暴力的權力簡直一錢不值，遏制腐敗的權力往往軟弱，依託腐敗的權力往往強大。我聽說好些民營企業竟然紛紛搶戴“國有”的紅帽子，甚至頑強地申請成立企業“黨委”，其中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是否也在無奈之下想回過頭來藉助一些體制遺產來維繫企業的內部秩序呢？這種“城內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進來”的現象，使熱熱鬧鬧的體制改革中透出了怎樣的尷尬？
不管是慢性病，還是急性病，《天涯》都須防疫在先，須兵馬未動體改先行。這種改制是保守療法中的激進，就是把企業民主這個往日革命化(書記專權)和當今市場化(老闆專權)都遺棄了的東西，真正引入到日常生活中來。工資這一塊不好動，就先從別的方面下手。整個機關以及《天涯》雜誌社開始實行一種季度民主考評制，相當於每個季度來一次民選並且加上“生產隊記工”。其內容是每個人的表現按“德、能、勤、績”四個項目接受全體員工的無記名投票打分，然後每個人的得分結果與獎金髮放和職務升降掛鉤。當然，這個制度主體還有一些配套措施，比如爲了削弱個人關係和情緒的因素，每次統計平均分時都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爲了體現對崗位責任的合理報酬，每個人的得分還輔以崗位係數，即重要崗位人員的得分自增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十五。還比如，爲了照顧中國人十分要緊的臉面等等，得分情況並不公示，但每個人都有查分的權利，以確保考評的公正和透明。等等。
我在事前的模擬測試中已經算出，根據這種新法，一個優秀的普通員工完全可以比一個慵懶的領導多拿到兩倍多的獎金，可以有可靠的升遷機會。這種獎優懲劣的力度可能已經差不多了。
在《天涯》後來所有的制度實驗裏，這個考評制可能要算最重要的一部根本大法。可以想見，現在人人都有一票，所有員工都握有打分權，任何不良行爲都暴露在羣衆的監督之下，都會直接帶來自己利益的減損和體面的喪失。果然，少數坐慣了轎子的黨員幹部只經過了一兩次打分，就灰頭土臉混不下去了，最後自動提出要求調走或要求提早退休，再不就轉過來要求抬轎子，爲了得高分而爭着抱羣衆這條大粗腿。這真是民主起義帶來的意外收穫：機構的減磅瘦身居然輕易實現，省了好些手腳，雜誌社的周鄰環境也大大改善。連我自己也好幾次品嚐了這種民主的沉重打擊，只是因爲我有時候窩在家裏寫東西，我在這些季度的出“勤”得分就敏感地刷刷往下掉。在這個時候，我一邊不無委屈，一邊又高興大家真他孃的動了真格，連老韓的面子也不給了。
我想起了當年丘吉爾的求仁得仁。當議會根據他設計的規則用選票把他轟下臺時，他聞訊從浴缸裏跳了起來，說：“這就是我們的民主啊１
好吧，我現在也只能挺着肚子盡力模仿着老丘的風度。
我們在選票上開始一步步學習運用民主和法制。我們逐漸發現，民主程序設計是必須悉心講究的。比如投票者是強勢時，就必須制約投票者，只能實行有記名投票並公示有關情況，由評委們票決青年文學大獎就採用過這種辦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勢時，就必須保護投票者，應實行無記名投票，推舉協會各位負責人等活動中則採用這種辦法。二〇〇〇年，海南省作家協會再一次換屆，新一屆班子成員的候選人，也是按理事會民意測驗時得票多少來擇優確定的。根據現行體制的規定，這些候選人還須經省組織部門“考察”，但這些部門後來考察了幾個月，覺得民選的候選人沒有什麼不好。他們覺得在文藝界各個協會中作協的換屆最順，沒有什麼人敢去說情要官。
這裏也得說一說，民主這一帖藥也非萬能。比如雜誌社有了一些收人，比如這些收人可以用來投人社會公益事業也可以分作員工獎金，那麼在資金如何使用這個問題上能不能民主？可以想見，我們要花幾萬元召開一個重要的會議，或者要花幾萬元展開一項社會公益活動，或者要花幾萬元投人編輯工作的電腦網絡建設，只要說用投票來決策，雖然有些人不會計較自己的獎金損失，但肯定也有些人會神祕兮兮的。肥水不流外人田麼，不勞動者不得食麼，喫光分光的主張最終很可能感染成革命羣衆的主流意見。你能讓大家都像上帝一樣都想到全人類和千秋萬代？在這個時候，民主可能就有點醜陋了，而“獨裁”和“集權”勢必就是遏制醜陋的權變之策。事實上，每碰到這種撓頭的事，我只好像個專橫的惡簕，暫時充當民主的叛徒。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裏談到民主很可能助長而不是遏制極端民族主義狂熱，就是基於這種日常經驗。我還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體制一定要授權什麼人，在羣體利益形成對外侵害的時候，能夠實行特殊議題的一票否決。進一步說，民主不意味着民衆崇拜，理智的民主則需要給自己裝一個安全制動閘。
這一類民主“治內不治外”“治近不治遠”的折騰，走一步看一步，終於使《天涯》走出了危險期，元氣多少得到了滋養。《天涯》後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文化衝突中得以自強，我想都得益於這些安內然後攘外。《天涯》當然無意成爲教會，磕磕碰碰的情況也不會少，但無論中外客人，凡是訪問過《天涯》的都對編輯部的效率和氣氛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編輯在家裏深夜讀稿或校對，讓他老婆覺得太陽從西邊出來了：現在還有這樣爲公家幹活的？我也覺得一些同事好過了頭：怎麼少君半夜十二點還來電話說稿件？有一個客戶甚至覺得《天涯》的員工都頗有個體戶黑汗水流的勁頭，曾迷惑不解地問過：你們到底是私營企業還是公家單位？也許在他看來，一個來自公家單位的人不要點回扣不拖拖拉拉實在是情理不容。（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