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輕輕一點，點亮我碼字的人生，支持數字，支持正版，跪求訂閱.）正如夏言自己所言，他的奏議核心內容是覈定優免標準，即一品大員可免糧三百畝、丁三十人，依次遞減，至最低等級的士人——有秀才功名的生員，亦可享受免糧五十畝、丁五人的免稅、免役權利。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朱厚熜就全然明白了：這個夏閣老不愧是久經政治鬥爭考驗的官員，如此巧妙地將打擊江南官紳地主階層，抑制豪強兼併變成了規範優免制度，不但那些豪紳富戶有苦難言；那些深受“君子固窮，小人好利”的孔孟聖賢教誨的清流官紳士子也說不出什麼話來——一方面，規範優免制度，並未違背大明祖制，那些人縱然心有不滿，也找不到發難的藉口；另一方面，出身豪富之家且貪婪好貨的官紳畢竟是少數，更多的則是出身中平之家，甚至還有一部分象高拱、海瑞那樣出身寒苦且安貧樂道的官員，他們的既得利益不但沒有受到侵害，還因此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和提高，當然會支持和擁護這項政策，等於是借力打力，分化瓦解了文官集團。還有其三，中國人一直是“不患貧，只患不均”，實行統一的優免標準，王八三十鱉也三十，誰都不好意思說自己就該比別人多享受一點！
因此，朱厚熜對於夏言的提議讚不絕口：“好好好！自太祖高皇帝而始，國朝便以優免之制恩恤天下官紳士子，但一直有制無度，各地自行其是，自然存在夏閣老指出的苦樂不均的現象。規範優免標準，各地官府衙門照章辦事，變暗補爲明補，就能能把朝廷優免制度落到實處了。”
說完之後，他才把視線投向了坐在一旁的嚴嵩，笑着問道：“嚴閣老是首揆，內閣的當家人，對此有什麼看法？”
嚴嵩心裏憤憤不平：要徵詢臣下的意見，君父便不能率先表態贊同。你已對夏貴溪那個老不死的東西的奏議大加讚賞，想必就要依言定策，又何必多此一舉，垂詢顧問我這個首揆的意見？但是，這些話他也只能“腹誹”而已，非但絕對不能公然說出，連表情也不能帶出絲毫的不滿，反而一臉的春風：“夏閣老這是老成謀國之言！諸多出身寒苦的官紳士子能同沐皇恩，不復有你多我寡、苦樂不均之情事，是必同聲頌揚君父聖明，矢志效死以報浩蕩天恩！”
嚴嵩的表態不出朱厚熜所料，他當即就說：“嚴閣老既然也深表贊同，那麼，此事就這麼定了。不過，我大明官場的痼弊，一貫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任你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國家制定的政策再好，落不到實處也是一紙空文！就拿優免制度來說，即便在朝廷推行官紳一體納糧新法之後，詭寄、投獻之風爲何依然大盛於蘇松？便是縉紳豪強之家勾結官府，利用減半徵稅的優撫恩恤之制繼續偷逃皇糧國稅、侵吞國帑民財！如何監督各地官府衙門嚴格依照優免標準施行，內閣要從速拿出具體的章程和辦法來，頒行天下。”
“臣遵旨。”嚴嵩應聲之後，略一猶豫，又說：“依臣之愚見，要抑制豪強兼併之勢，規範優免之制尚還不夠，還需多策並舉。新任杭州知府趙貞吉日前上呈奏疏，奏請將杭州府治下官田按照民田標準起課徵稅，所短田賦均平於民田之上。李閣老從京裏批轉到行在，恭請聖裁。老臣與馬閣老商議再三，都認爲此議不失爲一條匡時濟難之策，非獨蘇松兩府豪強兼併之勢能大爲緩解，各地亦能據此清丈田畝，查出豪紳富戶隱匿侵吞的田地，依律責其退還百姓，故奏請皇上恩準施行。”
嚴嵩這麼做，可不單單是眼紅夏言奏議得到皇上的賞識而獻策爭寵，還有另外一個用意——他心裏明白，皇上召集他於夏言一同議事，是要堵他的嘴，若是他當面不提出異議，事後便不能再說什麼，還要乖乖地按照夏言的意思，督導各地官府衙門施行，等若是讓他這個首輔和夏言共同承擔抑制豪強兼併的風險。這麼做，且不說要面對江南官場士林的嘵嘵衆口，單是把在朝野內外擁有不可忽視的勢力的內閣閣員徐階得罪到了死處，就會給日後帶來不測之禍。因此，他不得不想出其他法子，比如說靠支持徐階門生趙貞吉的奏議，來換取徐階的原諒。
自從嘉靖二十一年穿越回到明朝之後，朱厚熜憑藉着對歷時一知半解的認識，把張居正當年搞的一條鞭法和清朝雍正皇帝的官紳一體納糧當差之法一股腦地操練的出來，首先就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清查田畝運動。可是，由於此項工程十分浩大，如此草率行事，效果也就十分有限；加之新政推行以後惹出了許多禍亂，讓他焦頭爛額、疲於應付，沒有顧得上追查這項基礎性工作的實際成效。此次南巡，蘇松兩府的土地兼併形勢如此嚴峻，讓他不禁觸目驚心，這才下定決心，要掀起打擊江南官紳地主階層、抑制豪強兼併風暴。要這麼做，首先要清丈田畝，查實官紳豪強之家所佔有的土地數額，將他們侵佔的民田發還百姓，對他們的土地課以重稅。但是，誠如方纔夏言所說的那樣，蘇松兩府可以用水災過後地界漫滅爲由，清丈田畝；其他未曾遭受水患的省府州縣卻沒有這個藉口，要再次提出全面清丈田畝，勢必招致朝野內外“無事生非、勞官擾民”之譏評，讓他十分頭疼。因此，聽到嚴嵩這麼說之後，他的眼睛驟然一亮，當即說道：“清丈田畝確實迫在眉睫的一項基礎性工作。趙貞吉的奏議可謂是切中時弊、深契朕心啊！均平田賦具體如何做，嚴閣老仔細說說。”
嚴嵩說：“依老臣之愚見，蘇松縉紳豪強之家兼併百姓田地，不過是爲了牟取厚利，其弊之根源在於官田民田稅率不均，他們便能憑藉着權勢，將官田充爲民田據爲己有，將官田之重稅轉嫁到百姓頭上。清丈田畝，並循前朝‘扒平官民田科則’之舊例，對官田民田實行均糧均賦。一來那些被迫將官田出賣給大戶的百姓可以不必再受重稅之苦；二來土豪劣紳所佔田畝越多，承擔的賦稅也就越重，亦可稍遏制豪強兼併百姓土地之勢。”
朱厚熜知道，所謂官田，是原則上屬於國有，租給百姓佃種的那一部分土地，賦稅往往數倍甚至數十倍於民田。官府對官田的管理只重收取賦稅，並不關心由誰耕種，因此耕種官田者事實上幾乎等於擁有土地所有權，可以買賣、轉租，以致出現百姓將官田充作民田賣給大戶，自己承擔重稅的現象。而且，官田頻繁轉手，田籍混亂，導致賦稅大量拖欠。因此，從正統年間而始，歷代朝廷不得不逐步進行改革，在不減少田賦總額的前提下，將官田重稅的一部分轉移到當地民田上面，減輕租種官田的百姓的負擔，是爲嚴嵩所說的“扒平官民田科則”。這麼做，固然可以緩解無地或是少地百姓的負擔，卻不免加重了民田的負擔，那些擁有自己土地的自耕農能否承受？
沉吟了一會兒，朱厚熜說：“我大明開國之初，官田主要集中在江南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湖州、嘉興六府，尤其是蘇松兩府，民田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如今幾乎已經全部被大戶所佔有，平均田賦對百姓影響不大。但嘉靖二十四年朝廷平定江南叛亂之後，又抄沒了許多參與謀逆的官員士紳的田地，分給百姓耕種，日後若是一概丈田均糧，就不免加重了那些還勉強保有自己一點土地的小田主、自耕農的負擔。所以，丈田均糧要定下一條規矩：凡佔地在百畝之下的小田主、自耕農，不必加賦；所欠數額，由那些大戶分攤。甚或可以採用累進稅制，覈定標準，佔有田地越多，所應承擔的賦稅越重，以此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維護社會穩定。那些佔有大量田地的**都是鄉官士紳，無論是朝廷時下實行的對他們以半額起課徵稅的官紳一體納糧之法，還是日後按夏閣老的奏議實行定額優免之制，對他們來說都是極大的優待恩恤，多加的這麼一點田賦，也算是他們上體國難，下舒民困。朕以爲，但凡忠君愛國之士，是不會跟國家斤斤計較這麼一點錢糧的。”
說到這裏，朱厚熜略微停頓了一下，冷笑着說：“至於那些貪婪成性、重利忘義之人，若是因此而心懷不忿，做出對抗朝廷之事，那也由得他。大不了再鬧出嘉靖二十三年的亂子，張老公帥雖說年事已高，但還能喫得下一鬥米，拉得開十石弓，想必還能再度掛帥出徵，飲馬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