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早朝之後，朱厚熜謀劃了許久的軍事檢討會如期開幕.
早在年初，朱厚熜就下旨，將陝甘、宣大、薊遼三大戰略區掛正二品兵部尚書銜或正三品兵部侍郎銜的總督、九邊重鎮正二品總兵、江防軍都督等明軍重要將領召集到京城，與駐守京師的禁軍各部師以上武將共同開一個所謂的軍事檢討會，其用意上諭說的很明白“檢討近年來國家軍事之成敗得失，討論今後一段時期國家軍事之戰略方針”。但所有與會人員還是有點摸不着頭腦：歷來戰事成敗，各地總督、九邊大帥都上呈有奏疏，朝廷也秉承聖意做出賞罰決斷，已蓋棺定論，何必再另行檢討？至於國家軍事戰略方針，歷來是由兵部擬訂呈報內閣轉呈御覽，確定方略大計之後頒下由各軍鎮遵旨施行便是，哪裏還容那些督帥隨意置喙？
不過，此次軍事檢討會一切章程儀式由朱厚熜親自擬定，倒辦得花樣百出、有聲有色：先是由兵部尚書曾銑和五軍都督府大都督、太師英國公張茂分別就前幾年兩場大的戰事——京城御韃靼和平定江南叛亂做總結報告；其後，分別由營團軍指揮使戚繼光、江南遊擊軍指揮使俞大猷和江防軍都督**等人分別做攻克徐州、江南遊擊和渡江戰役的戰情報告。朱厚熜都逐一給予了精彩的點評。
在點評京城保衛戰之時，朱厚熜嚮明軍諸位將帥揭示了自己爲何要召開這次軍事檢討會的用意：“京城御韃靼，我軍背靠金城湯池，持有火器之利，並有京師義勇鄉民助戰，與遠道來襲的敵軍戰損比卻仍達到5：1。兩相對比，我軍總體戰力不容樂觀，甚至可以說是觸目驚心。兵不練不戰，日後各軍都要以修武練兵爲第一要務，練出精兵勁旅，方能保家衛國。”
不過，朱厚熜也知道，這樣的話，即便是不容違抗的聖諭，也不見得能引起那些麻木日久，只想太太平平混日子的九邊督帥的重視。但有京城保衛戰那血淋淋的事實擺在面前，或許會對他們有所觸動吧！
接下來，還安排有禁軍各部爲諸位將帥演武。禁軍各部調回京師這一年多來，已按照新式軍制進行了整編，並按照營團軍的練兵方法嚴格進行操練。挾大勝之威的虎狼之師訓練成效斐然，一連三天的操演令閱武的九邊督帥們都讚歎不已，就連帶出了大明第一強兵營團軍的俞大猷、戚繼光及曾望、曹聞道等諸位將軍也嘖嘖稱奇。
在閱武廳之下，還站着數百名身穿藍色官服，胸前卻沒有補子的青年官員和上千名身穿儒生服冠的士子，他們是今年的新科進士和京師大學堂的大學生，奉旨前來閱武。
朱厚熜特地下旨命這些文官士子也來閱武，當然不是讓他們吟詩做賦記述這難得的盛世軍威，而是爲了激發起他們的尚武精神和報國熱忱，激勵他們投筆從戎，從中遴選和培養明軍目前急需的軍事指揮人才。
這一用意說來有些可笑，可朱厚熜也是不得已而爲之——這幾年的連番大戰，使他痛感軍事指揮人才的匱乏，而隨着下一步國際局勢的變化，明朝要面對的敵人，除了傳統意思上的北虜南倭之外，勢必還要增加一個西番，即如今已佔據了東南亞的葡萄牙人和即將來到東方的西班牙人。面對如此複雜的國際局勢，明軍要加速正規化建設，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對各級軍事指揮人才的需求就顯得尤其迫切。正所謂病急亂投醫，朱厚熜一方面命令五軍都督府儘快籌辦大明最高軍事學府——講武堂，推行正規化軍事教育，培養中高級指揮人才，並在禁軍開設各級隨營武學，對年輕有實戰經驗的中低級軍官進行輪訓；另一方面，不得不把選拔軍事人才的目光投向了那些文官士子。
儘管明軍開辦有各級武學，朝廷也開有武闈開科取士。客觀地說，如果真正嚴格地實行了這樣系統的軍校培養選拔制度，使任何有志於成爲軍官的人只要經過了系統的培訓並且考試合格，便能取得武舉或武進士的頭銜，以此作爲投身軍旅的進身之階，應該能對大明軍隊的正規化建設起到積極的作用。可實際上，各處武學一方面是因爲缺乏相對專業的教官，另一方面也是受“以文統武”國策的影響和制約，對武童的教育和文科生員一樣，以四書五經和《朱子註疏》作爲主要的講授內容，且日講以三百字爲限；對於軍事科學方面的教育也僅僅限於古代傳下來的兵法戰策，教學質量可想而知。比之武學教育，武闈取士更要荒謬——武科考試重在刀槍騎射是否嫺熟，至於筆試，不過是看這些未來的軍官是否粗通文墨、能否順利地向朝廷上報告急文書或者報捷露布。即便如此，武科考試也是時斷時續，並沒有形成象文科那樣一整套規範嚴格的科舉制度。而且，朝廷開武科取士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給那些承襲了或高或低的職務的世襲軍戶子弟解決學歷問題，使他們能在日後的晉升能多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而普通兵士經由考試及格成爲軍官並被提拔爲高級將領的，迄今一百多年還從未有過，所有平民出身的武進士武舉人根本看不到獲得高級軍職的希望，他們的職業素養和敬業精神又怎能提高？
可以說，明朝的這種軍事體制培養選拔出來的高級將領，幾乎很少有人能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有明一代，除了開國之初照例會輩出的名將，大概也只有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鄧子龍等寥寥數人可堪名將之稱。
與之相反的是，那些兩榜進士出身的文官，或許是因爲個人興趣愛好，或許是因爲能升任各重鎮總督之職，倒是出了不少名爍古今的軍事家，如有大明軍神之稱的王守仁王陽明先生、正統年間率領京城軍民抗擊瓦刺的于謙、於風雨飄搖之中率軍抗擊滿清壯烈殉國的史可法等人，而扼守關外孤城寧遠，取得了明季末年數次重大軍事勝利的袁崇煥，則因功勳蓋世、奇冤曠世，更是爲後世之人所景仰所扼腕痛惜。
即便不提那些或斯人已逝，或還未出生的歷史名人，當前國朝進士出身的官員之中，也不乏文武雙全之人。接替高拱任營團軍監軍的楊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制科進士徐渭所獻東南備倭禦寇之策被朝廷採納，也已嶄露頭角，目前正與戚繼光一起，着手細化各項方略，象他這樣的人才，天生就是一個參謀長的好苗子，只要放在軍中稍加歷練，日後成就便不可限量。而在明經科的進士之中，也有多人在殿試策論中縱論兵事邊務，比如二甲三名的探花王崇古、二甲六名的殷正茂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關於加強北部國土防務，抵抗蒙元諸部的諸多方略，雖多是紙上談兵、書生之言，卻不乏真知灼見，也讓朱厚熜大感興趣，命吏部留意，日後將這些人都分配到兵部任觀政，或等他們庶吉士散館之後，留在兵部任職並進行重點培養。
朱厚熜也知道，此舉能否奏效的關鍵在於改變文人不屑於談論兵事和對於武人的輕蔑，但他擔憂文官集團勢力太大，一時還不敢對“以文統武”的國策動刀子，也只能指望那些年輕的文官士子能懷忠憤義，矢志獻身邊陲、建功立業了。
總結過去是爲了更好地走向未來，在閱武之後的五月一日，軍事檢討會進入最後一個議程：討論今後一段時期明軍的軍備建設及戰略重點。會議由朱厚熜親自主持，內閣全體閣員、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以及五軍都督府正副都督、三大戰略區總督、九邊重鎮總兵等明軍高級將領參加。
在朱厚熜的主導下，與會文武大臣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經過持續三天的充分討論，明軍對北虜南倭這兩大夙敵確定了“南攻北守”的兩大戰略方針。
“南攻”即是根據目前國朝廢弛海禁，大力發展遠洋貿易的需要，對爲禍東南海疆及沿海諸省、騷擾商路的倭寇取攻勢，加緊建造戰船、操練水軍，主動出擊，肅清倭寇，打通東西兩洋的商貨之路。
“北守”即是對蒙元各部在戰略上取守勢。剛剛結束了北京保衛戰和平定江南叛亂兩場大的戰事的明軍目前正在進行軍制改革，要按照軍師旅團營連排班的編制整編成新式軍隊，各級軍事指揮機關也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磨合期；而且，明軍目前的戰鬥力尚不足以與蒙古鐵騎在一望無垠的草原上野戰爭鋒。爲此，各邊鎮要加緊整修武備、加強軍事訓練；兵工總署要加緊軍備生產，除了神龍炮、火銃和手榴彈等常規武器生產之外，重點還要放在可以裝載佛郎機輕炮的戰車生產之上，並在禁軍和各邊鎮組建由火槍隊、戰車營、騎兵營、神龍炮隊混編的混成旅，操練戰法，練習各兵種協同作戰能力。
在戰略上對蒙元各部取守勢的同時，明軍根據國土防禦的重點，確定了“遠交近攻，東進西防”的戰略部署，即對勢力強大的韃靼俺答部繼續許開馬市以示羈縻，宣府、大同、榆林、延綏、寧夏、甘肅六鎮以戰略防禦爲主；薊鎮、遼東、固原三鎮協同作戰，進剿長期佔據遼東、騷擾東北邊境的朵顏、福餘、泰寧等兀良哈三衛和當地土蠻諸部。
嗣後，朱厚熜與內閣次輔李春芳、兵部尚書曾銑又單獨召見了薊遼總督江肅京和薊鎮總兵孔寒冰、遼東總兵歐啓名、固原總兵馬嘯風，密囑他們在剿平了兀良哈三衛和土蠻諸部之後，相機做好遷徙建州女真右衛至河套地區的軍事準備，一旦不遵從朝廷號令，就武力解決。四位邊鎮督帥都通曉軍事，自然能明白朝廷“驅虎吞狼”之深意，無人以“天朝上國當懷仁義、化遠人”爲由提出反對意見，只懇請朝廷令兵工總署儘快爲他們換裝新式火槍及御製神龍炮。這個要求並不過分，朱厚熜當場就答應了，着令內閣移文兵工總署，嘉靖二十六年下半年的軍工生產優先供應三鎮。早就對禁軍裝備眼紅不已的四位邊鎮督帥得償所願，均慷慨激昂地表示定要矢志殺敵報國，不負朝廷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