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教師夏竹麗在學院的晚會上跳過幾回昆蟲舞之後，梁恆就常常夾着外語書往專家樓去了。學校領導對這個愛情事件大皺眉頭，也不批準他們結婚。他們就寫信給鄧小平，幾經曲折，最終獲得了鄧小平的支持，得到了校領導的登門祝賀。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出人專家樓的梁恆巳不常和我見面了。
一九八〇年秋，選舉區人民代表一事引起學潮。剛從美國探親回來的梁恆，成了學潮頭頭之一，領導學生靜坐、絕食、遊行示威，免不了還發生阻塞交通和衝擊機關的事故。我當時去過現場，發現梁恆與另一位學潮頭頭陶X有分歧。他感謝我站出來講話，不贊成成立跨行業的組織，也深深擔憂學潮不斷激進的前景。他一身塵灰殼子，從席地而坐的絕食者中鑽出來，把我拉到一個牆角，撲通一聲雙腿就無力地跪在地上。他的嗓音已經嘶啞成氣聲，夾雜着濃重的胃氣和橘子汁味，酸酸地灼在我臉上，留踞在我鼻子兩側久久不散。“陶X是個流氓，流氓，騙子！他根本不是要民主！
完全是胡鬧！我要把同學帶回去，帶回去１
我後來在凌晨發表演講，成功勸返靜坐和絕食的同學，應該說與梁恆的支持有關。
我在梁恆的另一本書《噩夢之後》中，發現他寫到了學潮，但寫得十分簡略，更沒提到當時他與陶X的分歧。是他忘記了嗎？或者是不願意傷害同學？但他記述了自己一九八五年初重返長沙時與陶X的會面，對陶X能夠自由經商表示驚訝，認爲中國的政策變化很大。算起來，大概就是兩位學潮首領重逢的前一天，我也去賓館見了他。當時他比中國人穿着更樸素，去掉了長髮，剛剪的頭還露出一圈青青邊沿，長長十指倒白皙得特別觸目，像是異鄉幽暗歲月裏開放出來的一朵白菊，在我面前招展着神祕的含意。
我問他這些年在美國可還混得順利。
他說好歹也算箇中產階級了。
我聽說他初到美國時也很難，不怎麼講話，跟着洋老婆跑了好些院校，最後纔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學籍，邊讀書還必須邊工作。他在中國讀本科期間就不是老實學生，進考場常靠夾帶術化險爲夷。美國何嘗就沒有讓人心煩的枯燥課程？但梁恆沒說這些。
我問他回國來幹什麼。
他說打算寫一本書，介紹中國的改革，促進美國對華的瞭解和投資。“我現在是共和黨員。民主黨對中美關係幾乎沒什麼貢獻。我願意爲中國做些事，與中共互敬互惠地合作。哦，你是共產黨員嗎？爲什麼不是？我看你應該入黨。”那神氣好像他倒是大洋彼岸的共產黨書記了。
我提到他參與“中國之春”的事。
“過去的事情啦。”他笑着解釋當時我剛從國內出去，火氣很大。這兩年經過痛苦的自我調整，才找到了現在的路。”
“同他們鬧翻了？”
“也算不上鬧翻。只是現在沒有任何關係。我也不願意評論他們。”
他和妻子沒在長沙過春節，就去了湘西和貴州。《噩夢之後》一書就是這次重返中國的總結，充滿了對國內改革的讚許和希望。書中用了很多中國現代俗語，對“內地人”“高幹子弟”“萬壽無疆”等都作音譯，中國通的氣派和材料的權威性，想必會使英語讀者刮目相看。這本書連同更爲暢銷的《革命之子》，使梁恆在美國名聲大振，他主辦的刊物也得到幾個大基金會的優厚贊助。
電話聯繫上以後，梁恆第二天來我的住處，請我喫飯，順便帶我去看他的辦公室。這是臨街一棟民居的地下室，窄階窄門，不顯山不顯水的。三四間房子裏成天開着燈，感不到晝夜的交替。有人正在用電鍋做飯，另一個在沙發上睡覺的人見來了客，就進裏屋去重新開鋪。他們就是剛來美國的幾位中國訪問學者，暫時寄居在這裏，省着飯錢和宿費。
梁恆很忙碌，話題從一個跳到另一個。一會兒說老兄你混得不錯；一會兒說紐約比外地就是不一樣連人走路的步伐頻率都高得多；一會兒說他住在好社區但紐約太擁擠多數人沒有汽車也沒有院子；一會兒說他主持的基金會想在北京建立機構以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一會兒說香港的大衆輿論太淺薄我們必須開闢美國與北京的直接資訊渠道；一會兒又說我的方針是“深研究廣交遊悲觀進取”無論參衆議員商人文士流氓我全交往……正說到這裏，楊小凱來了，也是位湖南人。我們把梁恆的刊物討論好一陣。
“你看，我實在太忙。”他似乎很樂意讓我和楊小凱參觀他的忙碌，又是打電話又是簽字又是向手下人交代什麼又是向幾撥客人分別交換幾句中文或英文的閒卿一一包括指導剛來美國的同胞正確使用116和116。
“夏竹麗呢？當媽媽了嗎？”我問。
“沒有，我們目前根本不打算要小孩。”
“爲什麼？”
“011511165(事業〕麼。”
梁恆的“丨1^5已經受很多中國留學生的羨慕。一個幼兒園裏曾經無人領回家去的孩子，一個被排斥在少先隊之外的學生，一頭闖進美國，當新聞人物、當作家和編輯、當文化活動家等等，同各類人物都沾得上又全都分得手，終於有了地位、名聲、錢^他請我在一家著名中國餐館喫晚飯的時候，特地讓我看看他的信用卡，據說是有種種特權的那種金卡。他請我在金碧輝煌的餐館裏喫飯，重複社交場上千篇一律的看菜譜、碰杯以及餐後剔牙。但除了喫飯，我們還能做什麼？還應該做什麼呢？就像我以往見到一些久別的同學或朋友，在肅穆的辦公樓，在偏僻的小鎮上，在充滿着藥水味的病牀邊。我常常感到一種不知所措和不知所言的窘迫。面對着阻隔於昨天與今天之間的漫長歲月，我好像是來尋找什麼的，見面了，卻又發現找不到。我該敘舊麼？我該打聽麼？我該重演往日的親熱和玩笑麼？我知道能做出來的都不是我要做的，能說出來的都不是我要說的——不是。我希望能找到的，我沒法表達。
我只能喫飯。我看了梁恆一眼，注意到他也看了我一眼。儘管談笑風生左右應酬，他眼中似乎也偶爾掠過一絲茫然。
我們都不是偉大和優秀的人，都清楚知道各自的弱點，但我們既然有過一段共同的經歷，心裏就埋藏下了一種讓我們永遠尋找的東西，也是永遠也找不到的東西。即便在最平庸的人們心中，這種東西也在一一它在不可名狀的緘默中逐漸死去。
我們只有無奈。
紐約人用過了什麼就扔，包括友人的重逢。我與他在紐約車水馬龍的街頭匆匆握別，期許着將來的再聚，差不多就是期許着將來的再一次喫喝，再一輪言不及義的交際化深刻或交際化瀟灑。
我很明白這一點。我回到了中國，見到了梁恆的媽媽--位退休居家的老太婆。
看見這位頭髮斑白的母親，我想起了梁恆在《噩夢之後》中，描寫了一段生父與生母-婚多年後的重逢。那也是一次重逢。
試譯如下：
父親慢慢洗着澡，總算洗完了。我攙扶着他走向一輛出租車。這時我一眼瞥見媽媽走進了賓館大門。一種解釋不清的衝動，使我突然發現自己很想讓他們互相見見面。“爸爸，媽媽在那邊！”我激動地說，指着那位身穿暗綠色上衣的微胖的婦人。爸爸盯着我沒能理解，彷彿迷失在夢中。“我的媽媽，”我急急地重複，“你不想同她說兩句話？”
沒有時間容他思忖，他不由自主地順從地點了點頭。我飛快地跑向媽媽說了這件事。她看來極爲驚愕和尷尬。她何曾料想過這樣的會見？她臉突然紅了，理了理一頭短短的灰髮和厚厚的上衣，說：“穿一件這樣邋遢的舊衣，怎麼好見人？”經我催促，她慢慢走向停在那裏的出租車，彎下腰，朝打開了的車窗探過頭去。“老梁她躊躇說你好。”
父親看看她，嘴張着卻沒有說出一個字，只是攥緊久經磨損了的柺杖。在我看來，這一刻似有無限漫長。
雖然媽媽巳知道他的肢癱，但爸爸的殘疾狀態必定深深地震驚了她。“老梁，”她聲音哽嚥着，“你多多保重。”淚珠從她臉上流下來，她轉過頭去，無法往下說了。她快步走上斜坡進了賓館，我也沒有勸止她。我鑽入出租車，坐在爸爸身旁，抓住他的手。
我們上了街，爸爸臉上是一片從所未見的茫然。“她的眼睛他最後說似乎不像以前那麼亮了。”
“爸爸我失聲叫起來，淚水阻在我的喉頭整整二十五年哇１
“對不起。”爸爸低聲說了一句。（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