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是海南的一個老文學雜誌，在八十年代曾經還不錯，在九十年代的市場競爭中則人仰馬翻丟盔棄甲。到後來，每期開印五百份，實際發行則只有贈寄作者的一百多份，但主管部門覺得你只要還出着就還行。因爲賣刊號違規換錢，這個雜誌已經喫過兩次新聞出版局的黃牌，內部管理和債權債務也一團亂麻，每本定價四元的雜誌光印刷成本就達到每本近十五元，雜誌社的一樁兇多吉少的經濟官司還正待開庭。
但這種困境並沒有使我感到絕望，倒是使我暗暗滿意和高興。原因很簡單：要辦成一件事情關鍵是要帶出一支隊伍，而優越和富足的條件對鍛鍊隊伍來說應該說利少弊多。幾年前曾經有一個香港投資者以出資兩百萬爲條件，動員我的一位朋友爲他主編一本雜誌，我一聽就搖頭，說這兩百萬純粹是坑人，因爲那些一聽兩百萬就雙眼發亮摩拳擦掌趨之若鶩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來坐進口車的人，來住高檔房的人，來蹭喫蹭喝的人，我這位朋友能依靠這些消費分子編什麼雜誌？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這是莊子的教誨，也是我的處世邏輯。我和一些朋友在八十年代末曾經把一本《海南紀實》雜誌辦得發行超過百萬份，靠的就是白手起家。以我狹隘的經驗來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戰，能迫使人們精打細算、齊心合力、廣開思路、奮發圖強，而這些團隊素質的取得比幾十萬或者幾百萬投資其實重要得多。
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窮水盡使某些趨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雜誌社的調整獲得空間。這就是劣勢中的優勢。編輯部只剩下了幾員女將：羅凌翩是我在《海南紀實》的老同事，雖然沒有高學歷文憑，卻有豐富的編輯經驗和博聞強記的本領，可以充當百科知識競賽中的搶答高手。王雁翎，離校還不太久的碩士，雖然如多數女性一樣喜好到花花商店裏汲取精神營養，但辦事誠懇、細緻、隨和以及不失公道，後來成了編輯部的內當家。蔣子丹當然更是一臺難得的實幹機器，小說和散文創作使她積累了成熟的文學經驗，在《芙蓉》和《海南紀實》編輯部供職時挖稿和搶稿的戰績，還使她獲得了當時全國編輯行裏所謂“北周南蔣”的口碑。在我看來，她能否出任主編實是《天涯》能夠起死回生的關鍵之一。正如她後來在一篇文章裏寫的，我沒有估計錯，她終於在我強詞奪理的鼓動下同意伸出援手，暫時中斷她的小說和散文的寫作，接下這一個爛攤子。她在文章中是這樣寫的：
我從一九七六年開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當編輯，前前後後巳經辦過好幾本雜誌。可以說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當今刊物數量膨脹，競爭激烈，許多純文學雜誌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這樣一本地處邊遠省且毫無知名度的刊物，何嘗不是一捧燙手的慄子？從另一方面說，本人的人生原則，向來是寧爲鳳尾不爲雞頭，在此之前不久發表的一篇文學自傳中，我還非常瀟灑地寫道，我這一輩子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少先隊中隊長，而且肯定要在這方面不改初衷。可是當時我面臨的情況，是要爲一捧燙手的慄子改寫人生。
不能否認，每個人都是有弱點的。我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弱點，是不會對朋友說不。我曾經開玩笑說，幸好我的朋友中間沒有不法之徒，要不然我將是最容易成爲窩藏或窩贓犯的人選，這時要把這一捧燙手慄子塞給我的上司，恰是朋友韓少功。他對我說，你不覺得納稅人的錢浪費了太可惜嗎？這句話擊中了我的另一個弱點，那就是我對社會還殘存了一份令某些現代人不屑的責任心和義務感。《天涯》那時每年享受工資在外的十五萬元財政補貼，每期卻只印五百份，寄贈交換之後就放在倉庫裏，等着年底一次性處理，看着也的確讓人覺得不太對勁。於是，考慮了幾天之後，我答應“友情出演”，但條件是韓少功本人必須擔任雜誌社社長。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我們召開了第一次編輯部會議。因爲當時整個機關的房產都被窮急了眼的前領導層租給了一家公司，編輯部連一間辦公室都沒有，開會只能借用外單位的一間房子，簡直像地下工作者的“飛行集會”。我在會上談到了雜誌改刊的想法，但是我發現我的同事們大多數眼裏一片茫然，並沒有我所期待的興奮。我也與一位身爲文學理論家的朋友在茶館裏深談了很久，鼓動他來出任雜誌社的兼職編輯或者兼職副主編，但他對此基本上沒有興趣，在以後的電話裏可以與我東拉西扯問寒問暖但從來不談到雜誌。我知道，他的懷疑或冷淡並沒有錯，他沒有理由和義務要把自己的精力搭進這個已經死到臨頭的《天涯》，並且對我的遠景描繪信以爲真。
產品改型編雜誌就是一種生產，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和技術，需要產、供、銷環環流暢。作爲一本文學雜誌，《天涯》首先面臨着原料不足的障礙。進入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巳經進入了一個黯淡低谷，不再有來自國外的文學觀念刺激之後，很多作家突然都顯得有點手足無措，六神無主；而商業大潮的衝擊又使很多作家對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像當年投人土改或文革一樣紛紛投人到各種生財的門道上去了，扎錢運動已經成爲“跟上時代”的前衛和崇高之舉。
在這種情況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學正在明顯減產，即便還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來，但供小於求，稀缺原料已被《收穫》《鐘山》《小說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盡，其他刊物都面臨着無米之炊的深重危機。顯然，在這個時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絕不能再去參加各路編輯對稿件的白熱化爭奪，不能再去幹那種四處買單請客四處敲門賠笑然後等着一流作家恩賜三流稿件的蠢事。這就是說，雖然有史鐵生等一些優秀作家的鼎力支持，但《天涯》仍是生不逢時，必須勵精圖變，必須另外獲取資源和空間。一位個體戶曾經對我說過：“最有力的競爭，就是無人與你競爭。”這句話事隔多年後在我的腦子裏冒了出來。
《民間語文》的欄目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個欄目使刊物的供稿者範圍擴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讓他們日常的語言作品，包括日記、書信、民謠等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僅記錄民間的語言創造活動，而且也可使有心人從中讀取各種社會和人生的信息，從而對當代中國有更深人的語言勘察。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戲稱爲“嚴禁文人與狗人內”的欄目以其“親歷性”“原生性”“民間性”受到了讀者廣泛的歡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記》的藝術力量爲很多著名小說所不及，曾使我和很多人讀後久久不能平靜；而《火災受難打工妹家書》《下崗女工日記》《文革支左日記》等等，對中國的文革和市場化進程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會科學家所重視。我在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地訪問時，一些漢學家即便與文學毫無關係，也會對《天涯》的這個欄目中的很多文本如數家珍讚不絕口。他們都注意到了編輯的特殊做法：比如對原稿中的錯字病句只標註但不更正，以保持各種資料的真實原貌。《作家立場》的欄目也是這樣產生的。這個欄目按照英文V也打的含義來定義“作家”，即把一切動筆寫作人都納入“作家”的範圍，當然就使很多學者都有了參與《天涯》或者說與文學會師《天涯》的機會，《天涯》也有可能從三流文學來稿中突圍出來，得以開發和汲納文學家之外的廣闊文化資源。這就是“東方不亮西方亮”“堤外損失堤內補”“作家少了學者上”的策略。我和蔣子丹都預感到這個策略行之有效，因爲八十年代的思想啓蒙大潮漸退之後，經過國際冷戰的結束和中國的市場化轉型，社會新的矛盾正在浮現，人們對現實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正呼之慾出，九十年代初期關於“後現代主義”和“重振人文精神”的討論已經呈現出一次新的再啓蒙即將到來的徵兆。相對於九十年代文學創作的疲憊和空洞，這一次輪到理論這隻腳邁到前面來了，於是再啓蒙首先是在思想界發動，理論而不是文學成爲了這個時候更爲重要的文化生長點。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次再啓蒙使這個九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再一次有了自己的眼光和頭腦，完全改寫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版圖，在很多方面刷新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紀錄。關於市場化問題、全球化問題、環境與生態問題、民主與憲政問題、大衆文化問題、道德與人文精神問題、後殖民問題、女權問題、教育問題、傳媒問題、腐敗問題、農村與貧困問題、民族主義問題等等，後來都逐一成爲《天涯》的聚焦點。《天涯》參與或發動了這一系列問題的討論，是這一再啓蒙的推動者，也是這一再啓蒙的受益者。一批作家化的學者和一批學者型的作家在我們的預期中走上了文化前臺，釋放了挑戰感覺和思維定規的巨大能量。作爲這一過程的另一面，這些寫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了中國古代文、史、哲三位一體的“雜文學”大傳統，大大拓展了漢語寫作的文體空間。（未完待續）